其实，文化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涓涓汇入百川，不免也携带泥沙，到得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了疆土。前段时间应一家杂志的邀请，写文章讨论佛教新知识与道教旧资源在中古时期对儒家知识世界的冲击和补充，我就引了中古一些言论证明，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可单靠儒家还是支撑不起中国这片天。像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所以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已经穷尽了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
文化如此，民族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不过，汉唐之间恰恰是民族混融而成就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到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那时的首都人好多就是“胡种”。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事实上“中国”仍是“杂种”天下。以唐代为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裔，元稹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就是一直害怕以夷变夏，担心“被发左衽”的孔子，在蒙元和清朝也曾经被塑成“薙发左衽”的蛮夷模样，看到这一现象的朝鲜人大惊，说这是“斯文之厄会”。可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一直到现在，孔子还是华衮峨冠，照样坐在大成殿里享受祭拜。
我曾经写过一篇“复数的传统”，说我们得认清文化传统既杂且多。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融合，中国绝不是“滥觞初起”时的“杯盏之水”，而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大江大河。其实，就连居于海中的日本，大潮来后，也都一面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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