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要干什么，以及是否能干得成。他有一张办公桌，但桌面上光光的，没有摊开的稿纸及拧开了笔帽的笔。我们又去过金家楼下的季羡林家，季家也同样朴素，但特点一是整齐有序，二是处处显出正在工作的状态。你会发现书桌上总有摊开的稿纸，以及拧开的笔及笔帽。如果去时他人没在屋，就可能到对面的单元去了。季老因为是北大的副校长，住室多一个单元，于是那儿就成了他个人的图书馆。季先生也写书，但是长计划短安排，很早就有构思，等进入具体写作后，哪天写第一章，哪天再写第二章，也都是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金先生没有这种计划性，但每隔两年到他家，他总会抱出一摞小册子新书送给你。五颜六色，大小也不一。但你拿回家一读，却感到字字珠玑，美不胜收！说“美”也未必准确，装帧未必好，但其中的思想很诱人，很刺激人！试问这些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会一指床脚下的旧杂志：“那天没事，我翻它们来着，没想到引起一个说话的头儿，于是几千字就哗啦哗啦着自己流出来啦。”我曾翻看这些旧杂志，上世纪30或40年代的，老掉牙的，落满了尘土。在别处早就扔或烧了的，却让金先生写出好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出来。
金先生真不是普通人，他很早就是诗人，能写很旧或很新的诗歌，旧诗的平仄全对，新诗又往往牵涉到这潮流那潮流。他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飘零过许多正在打仗的地方，甚至还包括印度，他从很近处接触过梵文与印度教中的老经师，这些又与他在国内的经历杂糅在一起。“文革”的炼狱也狠狠触及这个瘦弱者，让他九死一生，最后终于活进了新时期。他力气不大，但思想上总在“疑”的驱动下求索。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凡是见过他的人，多不相信他矮小瘦削的躯壳内，会有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晚年，他待外界是有距离的，但对待我们家却非常真诚。我母亲去世后，社会各方写的悼文不少，其中数他的《悼子冈》最深情也最感人。在新时期中，他跑图书馆很快掌握了“新三论”的思想武器，于是文章立刻旧中显新，而且是由衷地新起来了。晚年，孙辈买来电脑，珍贵中不许家人“乱动”，而他趁孙辈出门上学之际，斗胆弹起了电脑键盘，居然无师自通。晚年他又迷恋上围棋，拿到日本棋手的对局记录，自己又一个人摸索起来。他从不与真实的人下棋，但棋力让专业之人也惊讶不止。他甚至预告今后最厉害的棋手将出自韩国少年。
我前边说过，我们从没看见他动笔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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