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但又总能在《读书》一类杂志上看到他的华章。特别是从1980年后的10年当中，每当我们去看他时，他总是转身走进另一间屋子，然后从中抱出几本新作相赠。书都不厚，包装上也没用力，我偷偷看过版权页，印数也不高。新作很像小册子，林林总总，但回家细看，多是他散碎文章的结集。严格说，它们不世俗，我看不懂。但我读书界的朋友一致夸好，纷纷写文宣扬，于是金老的书之印数也慢慢上来了。对此金有着明显的高兴，他或许想，这就是自己活下去的价值。他或许觉得，自己这一生苦于漂泊，但也乐于漂泊。苦乐集合在一起，让他能够晚年得此闲暇去观察世事，是用冷眼在观察，有了体会还写成文章发表，发表后还受到好评，这是多么大的幸福。逐渐，他承认自己存在的价值了，他认定不论什么事来到自己眼底，只要稍微一扫，其本质立刻显现。这是他不同常人之处。尤其70岁上办了退休，无须再上课堂为学生讲课了，剩下的正事也只有写文章了。但这不是指令性的，而是可有也可无的。编辑部如果看中，就拿去发表。他或许发现，自己越是这样超然，就越是能够发现一些敏感的问题，自己拿捏着几番之后，然后适度地写出来，就肯定是一篇能够引起欢声的文章。
这样讲，金先生就是超人了？否。他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因为夫人不工作，只凭金先生一个人的工资。教授也分级，金先生不是一级，即使是一级也难于承担一个家的挑费，何况金与夫人又都有病。夫人的眼睛不好，一次住院开刀，不慎出了医疗事故，一只眼失明了。医院很紧张，生怕打官司输了，要赔个天地精光。金先生也思考到这一点，于是与夫人商议：医院是我们要去的，人家医术有局限，何况并不是故意的，就算打官司能得到一些赔偿，但失明的眼睛也好不了啦，我看……最后，是金家放了医院一马，医院千恩万谢，金家对外也没有声张。对于金先生的成就，这是小事。不久，金先生因病住院，去世。又不久，金家迁居到西北部西三旗的院士楼，他夫人搬去了。我妻子去看过她一次，那情景很惨，真可说是家徒四壁。不久，他夫人也郁郁而终。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件更小的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和妻子第一次去北大他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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