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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解释学与人文主义传统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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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16 15:10: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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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概念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意义需纳入一定的学术背景加以理解。19世纪的西方是精神科学的本质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精神科学的本质不同于自然科学。从德国历史学派到新康德派再到狄尔泰都只是在认识论—方法论里面兜圈子，但新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茨使这个问题的解答有了某种转机。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赫尔姆霍茨仍然从经验归纳的角度探讨精神科学，不过他将归纳区分为逻辑的归纳和艺术的归纳。前者针对自然科学，后者针对的则是精神科学，体现为一种直觉，一种“得体感”。伽达默尔进一步追问这种“得体感”的根源，使之与人文主义的四个概念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联系起来，试图回到人文主义传统，从本体论角度解答精神科学何以可能、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伽达默尔对这四个概念的分析实际上构成其整个哲学解释学的基础，而共通感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是共同体教化的结果，这种教化体现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认识方式。伽达默尔对共通感的理解消除了康德的先验论立场，突出了共通感的基础和前提是教化。按黑格尔的说法，教化是一种从个别性向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在共通感上表现出来，经过教化，原本作为一种感觉的共通感不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了普遍性。共通感包含“判断力”，并在“趣味”中得到具体体现。
伽达默尔的共通感概念源于意大利的维柯、英国经验论和德国虔信派。伽达默尔在论及其思想来源时，首先提到的是维柯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这部纲领性的演讲与维柯最重要的著作《新科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来“共通感”这个术语应当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根据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诠释，它是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起联结这些感觉的作用，并包含一种判断的能力，但维柯对共通感的理解主要不是来自亚里士多德，而是来自古罗马的传统。维柯区分了知识与错误，认为前者来自真理，后者来自谬误，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类似于意见的“真”，由共通感来把握。人首先得接受共通感的教化，而共通感与实践智慧分不开。维柯将这种共通感与人对善的追求和公共福利的感觉联系起来，由于这种普遍的共通感与人的共同性的生活分不开，所以它所达到的普遍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精神科学就建立在由这种共同生活所造就的共通感的基础上。维柯所继承和发扬的是西方古代修辞学—人文主义的传统，他求诸共通感，旨在表明根据原理去推理和证明不是人的认识的全部，还存在另一种认识的类型和方式，即依据具体情况去把握无限多的变化、体现实践智慧的那种认识或知识。伽达默尔对共通感的理解以维柯上述思想为前提，贯穿了西方古代所突出的实践智慧的思想，并以此反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智主义传统，从而真正接近了精神科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的共通感概念的第二个来源是英国经验主义的道德感学说——同情说，以夏夫茨伯里、哈奇森和休谟为代表。这种学说将经验论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用同情来解释共通感。从亚里士多德到苏格兰哲学有一条感觉主义的路线，但不是停留在个别的感觉，而是普遍的感觉。另外，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创始人托马斯·里德将共通感视为认识外界事情的基础，其地位有如笛卡尔的“我思”，他明确地用感觉和普遍感觉去抵制过度的哲学思辨，认为“共通感”就是“健全感”，更多体现为一种行为方式，而非一种方法。
伽达默尔的共通感概念的第三个来源主要是德国的虔信派。德国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和发展了共通感学说，并通过赫尔德和虔信派（其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厄廷格尔和兰巴赫）表现出来。共通感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但[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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