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路径”今天开栏了。我们期待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欢迎广大学者参与相关的讨论和学术活动。

    历史的进程存在普遍规律，故司马迁有“通古今之变”的追求，王船山有探询“势之所趋”（《读通鉴论》卷一）的努力。历史的大势又是“一”与“多”的综合，历史演进的普遍法则是通过诸多特殊道路得以体现的。然而，长期以来，在古典进化思维支配下，人们往往注意到历史演进的普遍法则，而忽略了历史演进的诸多特殊路径。

    西方自启蒙时代即有关于世界历史共同道路的表述，意大利思想家杨巴蒂斯塔·维柯（1668-1774）在《新科学》中系统提出关于世界历史共同发展轨迹的设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法国重农学派的杜尔阁（1727-1781）则有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的划分。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1846年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划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上述学者关于历史发展通则的表述，都有相当强大的说服力，然而，囿于视野的局限，这些结论只是对欧洲史（主要是西欧史）的概括，如果将这种概括公式化，将全球诸文明的发展路径全都塞入其模式，则陷入“西欧中心主义”的荒谬。

    早在19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已注意到西欧以外历史的特殊性，故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马克思并未单纯地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种社会形态视作人类历史普世性的前后递进阶梯，而且还指出，这是原始社会结束后的几种平行发展道路，其中只有西欧“封建制”通向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呈现“古典—封建—资本主义”的发展序列，而绝大多数非欧地区并不如此。至于在马克思后期，因较多地研究了非欧地区的社会史材料，愈益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一再批评“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的论者，指出通向“资产阶级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