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途径绝非单线的，而是多途的、网状的，除西欧式的封建所有制外，马克思还列举其他路径，诸如“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基于对世界历史的网状发展路径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不把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与西欧等量齐观，并且决不将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以“封建”相称。
中国学者也对“西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异议，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质疑臣服“五形态”单线直说的态度：“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事实上，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与西欧颇相差异，其自有之特色，一是氏族共同体解体不充分，故宗法关系和宗法意识延绵久远（儒家的仁学、亲亲互隐为其精神形态）；二是宗法封建早成（三千多年前的商周），至晚周方封建解纽，代之以郡县制、流官制，隋唐以降的科举制更与贵族政治告别；三是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早成，与领主经济分手；四是专制皇权早成（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并长期延续（直至明清，近代仍余韵犹存），法家繁密严格的典制得以运行，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故尊君论及与之对应的民本论构成中国政治学说的并翔两翼。这些特点都大异于西欧与日本，怎么能将其混为一谈，塞入同一模式之中。
上述特色不仅属于过去时的历史，还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如果说，西欧及日本是在封建社会（领主经济与贵族政治）的地基上实现近代转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则依凭宗法专制社会（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章太炎称日本（西欧亦然）“去封建近”，中国“去封建远”，故各自的近代改革方式不能等量齐观。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优势与弊端都与其前现代的历史起点相关。我仿只有真切地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才能在世界文明进程的全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才有可能较清醒地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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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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