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韦苇有着同样的感受。在他所在的陕西省,部属和省属高校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状态,前一种是发愁怎么花掉自己的科研经费,而后一种则是学校经费捉襟见肘。
“就像刚才算的,学校要支出那么多钱,但是我们又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标准也不高,这样学校怎么能不负债呢。”在娄源功看来,自己这个地方军还不如有些民办学校。“他们学费高啊,每个学生每年1万~1.5万元,而我们则是3300~4000元。”
这样一本账让娄源功觉得每天都在背负着一笔良心债。“本来应该实行小班的大学教育,现在只能上大班课,一个班动辄就几百人。”对他来说,这是教育的一种缺斤短两。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老师不够,我们也想多引进点人才,可是缺钱啊。”这样的状态又让他觉得有点无可奈何,有时候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学校的运营。
娄源功希望教育部门对这些非重点高校多一些扶持。
在他看来,现在的制度仍然有些不合理,有些非重点学校在办学实力和教学科研方面并不弱,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和其他“地方军”不能有机会享受到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和支持。而更让他觉得无奈的是,自己的学生也要背着“地方军”的印记,在就业时受到“牵连”。“我总觉得对不起学生。”他说。
“希望教育部门能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公平地获取一些教育支援和财政支持。”他说。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也注意到了地方院校的生存困境,“这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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