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在2011年第1期《学术月刊》杂志上撰文指出，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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