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对我的殷殷厚望

　　先生从事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研究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佛教；二是以世界史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史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佛教社会史。他因材施教，对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早年研究佛教社会史的情形。他常对我说，他在北大读书时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对比中国中古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感到中国之中古佛教寺院的性质与西欧之中古基督教教会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作为宗教组织之外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都是占有较多人口及土地的庄园领主。先生还常说起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写过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因战乱丢失了，后来也曾收集材料，想再写出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一夙愿。先生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直接说出对我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但先生的殷殷厚望溢于言表，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

　　我后来从事寺院经济研究，基本上就是循着先生的思路，把中古佛教寺院当做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考察其内部的结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考察其对外与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以及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我与白文固合写的《中国僧官制度史》，乃考察寺院内部的统制与管理之作。我的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却谬蒙先生肯定和赞誉。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在台湾正式出版时，先生又慨然赐序。学生的一点点成绩，先生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给予很高的肯定，实质上仍是出于对我的殷殷厚望。

　　师从先生，不但学到了先生博大、通达、独具眼光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更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世的道理和准则，收益之深，无法以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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