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汤用彤研究方向和重点之选择皆深蕴复兴民族的精神动力。他重点研究汉唐佛教史，是因晚清以降传统文化遭遇西学，与当年儒学经受佛教冲击的境遇相似，皆面临退守乃至生存危机。如何主动对西学加以选择、传介和吸收，是决定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关键所在。汤用彤期望从历史上成功化解佛教的征服中找出回应西学挑战的方法。他高扬主体性道德人格以复兴民族本位文化，并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考虑外来文化的吸收问题，如此虽强调了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之深、冲击之巨，但同时也使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复兴中华文明是他钻研外来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对此，贺麟看得真切而明了，他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汤用彤“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和观察，对于中国哲学发展之继续性有了新颖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扫认中国哲学的道统在孟子以后，曾经有过长期失传的偏狭旧说。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来就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当佛学最盛、儒学最衰时期，中国人并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来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利用之，反应之，吸收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而“民族文化新开展”正是新儒家的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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