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中，简帛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结合，一直是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

　　杨振红：前面我们重点讲了简帛的材料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从材料的特性看，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恰恰可以互相弥补，不可偏废。例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土地制度研究。张家山汉简出土了吕后时期的律令，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关于土地占有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张家山汉律，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些法律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它在秦汉土地制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更不要说描摹出秦汉以来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只有借助传世文献如《汉书·食货志》等记载，我们才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再如，关于《周易》研究，目前出土有上博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易之义》等，由于简帛本与传世本有很大不同，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可以梳理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总之，只有将简帛材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参证，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的发展。而就战国至魏晋史研究来说，借助于电子检索手段，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两方面的“竭泽而渔”。

　　《中国社会科学报》：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的整理和研究备受关注，这批木牍的特色在哪里？

　　杨振红：2004年11月，安徽天长市安乐镇常庄村纪庄组发现的十九号汉墓中，出土了34枚木牍。从出土地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以及木牍内容来看，此墓应当属于西汉时期东阳县。该墓出土的木牍数量并不多，但是从内容上看，在目前已出土的40余万枚简牍中，却独具特色，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土了一块正面题为“户口簿”，背面题为“算簿”的木牍，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县一级户口统计簿和赋役人口统计簿。它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户籍、赋役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木牍内容绝大部分为私人书信，是截至目前集中出土最多的实物书信，为汉代私文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三，书信中提到的人，多为郡县级地方长吏。书信内容涉及各类政治、经济事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活动等等，这在以往出土简帛资料中绝无仅有，为研究西汉地方社会实态提供了极好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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