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把人放置在一个乱世中观察，会发现差异如此鲜明，人格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了，此时观察一个人，更趋于真实和自然。

    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里，从1949年到1969年，陈寅恪都在做什么？作为一位由旧时期而来的学者，精神生活十分简单: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给学生上课，并无太多要求，未必如今日学者之复杂。他们需要充裕的时间、平静的生存环境，尤其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是过去的历史。到了晚年，他更为专一，也更寂寞，同时脾性情性也更孤高独立，难以转捩。如他所述：“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些宗旨一定，余下均不足道。

    此后，就是经历无止息的运动磨难。陈寅恪这样的人，极力想远离政治，但政治会找上门来。有个词在当时无处不见，那就是“大批判”，连初涉学海的大学生也卷入对陈寅恪的批判潮流中。一以贯之的宁折不弯，注定了他必须承重更深重的煎熬。他倚仗什么来这么坚持？是自己过人的声名、学问，还是生活信念、准则。有一个细节：当郭沫若拜访陈寅恪时，陈寅恪居然提出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写“钱柳因缘”没有稿纸，希望郭给予解决。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陈寅恪，他们的交谈竟涉及区区的稿纸。可以推断当时的研究环境，及困难时期经济崩溃的程度。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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