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与傅斯年不仅有北大师生之谊，而且是“新潮社”的战友。作为《新潮》月刊的主编和“新潮社”的负责人，傅斯年对老师周作人十分倚重，请他“屈尊”入社，发表他的《访日本新村记》等文章，出版他的译文集《点滴》（“新潮丛书”之一）。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后，周作人受傅斯年的委托，还成了《新潮》的主任编辑，同时也是“新潮丛书”的主编人。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他们竟彻底反目了。

    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的反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道”不同了。1937年初，日本侵略军已逼近北京（时称北平），形势十分严竣。“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为防落入敌人之手，北大、清华决定南迁，师生员工集体踏上了迢迢长途，最终定居昆明，与南开大学一起，组建了西南联大。傅斯年就任联大教授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而周作人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南下，并于1938年２月９日出席日本侵略军军部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觍颜下水附敌，先后担任多个伪职，1940年更代替去世的大汉奸汤尔和当上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命，卖力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谬论，并曾全身披挂日本戎装，与大汉奸王揖童一起在天安门检阅所谓“新民青年团”。至于屡次赴苏北、豫东、保定等地视察“治安强化运动”（即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的“三光政策”）、聘请日本“教授”在各大学贯彻日本奴化教育，更不待言了。周作人投敌卖国、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义愤，他们真想不到这位“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之一竟会堕落到如此程度！作为坚定不移的“抗战派”，傅斯年对周作人的愤恨也许超过了其他人。

    1945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负责接收北大、重建北大。这时，惶惶不可终日的周作人赶紧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出于无奈，被逼下水，但并未为敌人干什么事，希望傅斯年看在昔日的情分援之以手，解自己于“倒悬”。周作人的这封信大大激怒了傅斯年。他把这封信大加批注，予以痛斥，并公开发表。他要让全国抗日军民看看大汉奸周作人的丑恶嘴脸。（原信待查）同时，傅斯年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