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铁面无私、不念旧情，当然也激怒了周作人。正是在傅斯年上述谈话之后，周作人写了一篇小文章《石板路》（后收入《过去的工作》），其“附记”云：“时正闻驴鸣”。“驴鸣”者，正是对傅斯年的恶骂也。因为他当天的日记可证：“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周作人的这口恶气，一语“驴鸣”何能出尽？到得他被逮捕法办、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之后，仍一再咒骂傅斯年。其中，最狠毒的是《修禊》一诗。诗中把傅斯年比之为食人肉（“人腊”）“作忠义”的伪君子，说他“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连他的“讲学”、当“参议员”都成了攻击的对象。既然如此“食人肉”、“喝人血”以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当年的主编《新潮》杂志，也只能说是纯属“欺世”了。在写给他的辩护律师王龙的一首诗《偶作寄呈王龙律师》中，他有这样的说明：“三十年不少旧学者，有三类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这里骂的虽有他的另一弟子沈启无（沈杨），但主要是骂傅斯年。这段说明恰恰是他《修禊》一诗的注脚。

    身在囹圄中，不思悔改己过，还这样大骂抗战派，很说明周作人汉奸立场的顽固。傅斯年八年抗战中表现甚佳，其“史语所”在艰苦岁月中很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他自己也公开大骂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辈，由之博得了“傅大炮”的美名。

    傅斯年当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拥蒋反共”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局限。他关于伪北大教职员的“定性”谈话，也不无可议之处。但这和周作人对他的泄私忿式的恶骂毕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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