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同扶名教，但由于特定的本体论立场，产生了对佛教不同的认知和感想。恰当处理儒佛关系，意义并不限于儒佛本身，它涉及到不同文化或思想之间的相容性与排异性问题。《丛书》强调，研究理学与佛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历史解释的需要和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双方面的因素。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要想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生存下来并大放异彩，必须具备自我调适能力，必须在保持自己思想本质和特点的情况下，致力于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与此对应，大凡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系统自身的惰性而逐渐会遭遇到困境，故其继承发展很难由其内部的自我更新来完成，要想获得新生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对外实行开放，在挑战中接纳新的思想。所以，异质文化的介入，一方面为既有理论内容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材料，准备了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视界；另一方面，则是在破坏旧有形式的同时，催促着新形式的产生和原有理论形态的重构。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恰当处理当下的中西文化关系。至于儒学自身，则不论在宋明还是当代，其繁荣发展不仅在于挺立自我，更在于以开放的胸怀纳新容异。
在道家道教方面，儒道从先秦就开始争辩，但争辩的结果是从百家变成了两家，又从两家变成了三教。佛教首先是与黄老相合，接着是道教大量搬用佛教，而道教与儒学在不少方面如阴阳气化、元气禀赋、形神关系以及无极太极说等关涉理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明显具有同盟军的性质。唐代宗密从华严禅出发总结各家，便是把儒、道放在同一的道生万物和气化生生的基础上进行批判的。从《丛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道本说和元气论的确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根基，道家的道气论与理学的理气论之间密切关联，再加上不断再造的无极太极之说，便成为新儒学肇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联系到人生来讲，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价值而强调精神生命，道家道教则注重身心合一的价值而强调自然生命，然静心反本又是儒道共同的要求。与此相关的作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重要表征的“反本”“复性”的思辨理路，便是由道家首先提出而为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所追随的。作者探讨道家道教的一条基线就是三教合一，这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具有较高理论形态的内丹学，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关联的要害。理学与道家道教尤其是内丹学相互融合，重心则体现在心性修养论上。从而，相较于汉唐，宋明时期的道家道教与儒学（理学）的关系要更为密切。理学家辟佛老而在理论上引起儒、道冲突的焦点，同时就是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走向相互融合的交点，是道家道教与理学学术关联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在理学主导下的宋元明清学术，在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学术对社会的影响与社会影响学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理学在宋代的兴起要得益于其时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宋元之际赵复、窦默、许衡等能够担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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