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骑士”是陈福郎先生授予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主人公辜鸿铭的名号。别看这些年随着国学热，辜氏生平所为渐浮世表，似乎声名日隆，但在早些年，其在内地已近无人问津，流落于主流文化视野外，几被历史烟尘所湮没。

在20年前辜氏研究还相当寂寥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陈福郎，就以其作家、评论者、出版人三者合一的敏感与文史功底，注意到辜氏身上所蕴含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深厚信息，预感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意义，便立意以文学史传之笔，将其寻捞出尘，重予形象与价值的定位与表现。这在今天看来有先见之明。当然，陈福郎觉得真正称得上有先见之明的是他历20余年积累、倾40多万字所传的传主辜鸿铭。

辜氏生于1857年，卒于1928年。其父原籍福建惠安，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总管一家英国老板的橡胶园，其母是洋人。辜氏自幼聪慧，语言天赋卓绝，深受义父英人布朗先生疼爱，10岁时，由其带至英国求学；20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接着赴德、法等国著名学府深造并研究，精通西学。据说蔡元培求学莱比锡大学时，辜氏在彼已很有名；而40年后林语堂到该校时，辜氏著作已赫然被列为必读书。后辜氏打道回南洋，对中国文化萌发浓厚兴趣。他埋头精研中国典籍，又经人举荐，回国做晚清大臣张之洞幕僚20余年。后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清亡后，受蔡元培之请，以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通晓文、儒、法、工与土木等文、理各科，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其特立独行之“怪”，成为北大及京城一景，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精通西学的辜氏，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论语》英译本出版序言道：“辜先生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仅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超越了中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可见西方对辜氏具有开创性的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推崇。

但辜氏在国内却是不入潮流，不合时宜。彼时人心思变，新青年擎起打倒孔家店大旗，转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辜氏从西方来，能够慧眼独具，洞悉西方现代文明之弊，故逆流而动，高唱反调。“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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