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迎来送往始于何时，未作考证不知其详。由房延龄等人所撰之《晋书[注: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虞预本传》可知，至少在东晋[注: 东晋，中国朝代名（316年－420年），乃西晋司马氏政权的延续。因少数民族内迁，建都洛阳的晋朝（西晋）亡国，琅琊王司马睿在群臣拥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即晋元帝，史称东晋。]，这种官场陋习就已相当盛行。

    虞预是史官，著有《晋书》、《诸虞传》、《会稽典录》等作品。他也关注时政，年轻时在太守庚琛麾下任主簿，就曾“上记陈时政所失”，其中一段说到官场上的迎来送往，所谓“自顷长吏[注: 释义:(1)称地位较高的县级官吏(2) 称地位较高的官员-zhangli]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受迎者”乃是上任的新官，“见送者”则是卸任的故吏，前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越多越能显出自己的威风；后者“惟恨吏卒之常少”，越少越显得自己的凄凉。此“惟恨”与“常少”，很能体现此类官员对于世态炎凉特别敏感的心态，促成诸多官员荣辱倒置的价值取向，所谓“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于是“转相放效，流而不反”，互相攀比，愈演愈烈；于是“虽有常防，莫肯遵修”，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虞预还为革除这种官场劣习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所谓“人船吏侍皆具条例，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对此，太守庚琛“善之，即皆施行”，大概也曾有阶段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