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如秋瑾，如熊成基[注: 熊成基，男，生于1887年，1910年去世，清代人。-xiongchengji]，如黄复生和汪精卫[注: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一股血雨腥风扑面而来。

徐锡麟被斩首、剖心、烹肝而食；秋瑾曝尸于街，初无敢收葬者。执政者对暗杀者恨之入骨，使的自然是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里头积淀下来的最卑劣、最黑暗的滥污手段。而革命者处心积虑搞破坏，用的也是炸弹、子弹，新学来的高科技手段。

革命之激烈，不是红，便是黑，让所有灰色的缓冲地带荡然无存。懵懂学生和熟人老乡，被胁迫去搞暗杀的不乏其人；被认为是出卖了熊成基的无辜者孙竹丹被“用铁哑铃重击其脑，双目凸出而死，后乃割尸数段，盛于箱中，抛弃海上。”此时，即便执政者内有明白人，却是非主流，无力协调。冯煦力就不主张对徐锡麟用私刑，说：“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但是，没人听。

无疑是当权者不自知的愚蠢、贪婪、横暴、傲慢、自私，又失去了几乎所有成熟、理性的政治智慧的建言和改变的可能，使得身家性命与这一体制一起倾覆，同时使得众生一同历经劫难。

至此看来，中华民国无疑是一颗“暴力革命”的果实，而暴力也似乎是革命的宿命本质。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P31-P33）中考察，“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哥白尼[注: 尼古拉·尼古拉?哥白尼（拉丁语名字：Nicolaus Copernicus，波兰语名字：Miko?aj Kopernik，]的《天体运行论》，指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天体周期运动，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革命”一词的原意是“复辟”，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固有秩序。

邹容在其《革命军[注: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序言中也说过，“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事实证明，带有“保种”色彩的“驱除鞑虏”，只不过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的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当一种高度发达乃至过分纤巧、自成循环系统的文明被武力征服之后，其恢复力在持续遭受压制后转而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破坏力越大，也就反衬最基本的恢复力被压制的有多么深切。革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持续存在和持续积累，不知历史中革命的本质和指向才是最为危险的，更不用说对革命的片面误解，那就是，把手段和现象视为本质与目的。

革命结出果实，才是革命，否则只能在史书中被称为“叛乱”或“起义”。不能不说，现在的我们，还在享用这颗“革命”的果实。仁人志士的鲜血，在此确实力透纸背。“革命”果实的珍宝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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