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梁克斯被困在城门之下，濒于绝境，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因为主义而投身革命，而其他人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是为吃饱饭，活下去。守城军官马维甫，最终选择背叛自己的阵营，为北伐军打开城门，随后自杀身亡，到底是出于革命大义，还是出于爱情丧失的心灰意冷?信仰和人格，哪个更坚不可摧?
或许，小说的价值恰在于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辨:并非有了战争这种人类生活中的极端形态，人就会陡然变得伟岸而高大;也并非在信仰中还留有饮食男女的念想，人就会丧失历史的尊严。方方心中自有对“人”的把握尺度，既见人之弱、人之小，又见人之强、人之大。
史料记载，北伐战争后的1927年至1929年上半年，武昌大规模拆城，大量的城墙砖被老百姓或捡或卖，用于战后重建家园，很多地段的城墙基，也都建了民房或者铲平修路。从此武昌无城，一段关于城市的历史从此需要人们慢慢从史料、从传说、从小说中捡拾和重述。
而武昌之围，有“铁军”之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攻城主力，血染武昌城，则产生了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后效:“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众所周知，这是《新四军军歌》的开头。这个“我们”在此后更加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中又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名字，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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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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