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那几句话，是我当时对新闻类稿件的要求，意思是一要防止主观臆断，不要强加于人；二要讲究品质和效果，不能太“八卦”，也不能太学[注: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究气。但当年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以后也能成功。《海南纪实》发行过百万，拒绝一切广告，是出现在特定的时期，相关的条件无法复制。比如当时同类期刊都被旧体制捆住了手脚，只有你放开了打，一套个体户的打法，当然是无往不胜。现在还有这样的条件吗？当时的读者大多是心里有国家大事[注: 国家大事 拼音： 解释： 【词目】 国家大事 　　 【读音】 guó jiā dà shì 　　 【释义】 大事：重大事情。]，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读者？

    读书报：在90年代的思潮分化与冲突中，你处在争议漩涡中——无论是在“人文精神”讨论还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你现在如何看待当时的这些争议？

    韩少功：我从来主张有话直说，但最反对划派、站队、拉帮结伙。比如我不赞成王蒙[注: 王蒙[冰舞运动员]，王蒙[当代作家]，王蒙[元末明初画家]]先生的有些看法，但一直尊敬他，甚至崇拜他。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否定王朔，那是他记错了。我主持《天涯》杂志，还以头条位置发表过王朔的文章，一直欣赏他的才华，只是说他杀伤力很强，但建设性不够。90年代那一段，我明确反对过拜金主义，反对过市场崇拜和资本崇拜，包括医疗、教育的市场化和土地的私有化，至今也不觉得有改变观点的必要。有人说我“新左”，我不在乎。但我一直庆幸有多种声音，而且希望有更高质量的反对者，因为这是避免自己封闭和僵化的必要条件。我最近还准备写一本书，专门清理权力社会的问题，以便让文革这事，由不可思议变得容易理解，也就不难防范。我的针对点就是某些左派人士对公权力的理想化。这与反对资本神话是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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