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近地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计[注: 名称【词语】：大计 介绍【注音】：dà jì【释义】：1.官吏每三年一次的考绩。2.明代考核外官的制度。清沿其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由州、县上至府、道、司层层考察属员，再汇送督、抚最后考核，送呈吏部。]。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具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地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地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于学林。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论述，可谓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评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引右援，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注: 林语堂，福建龙溪(漳州)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1976年3月26日逝世。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蔡先生的人生辉煌无疑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时间，他将欧洲的大学理念、办学模式成功运用于东方古国，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航标。而这些，在蔡先生哪里，似乎是一种文化性情的自然伸展，并非如同后来想象中的“励精图治”。时代的风云际会，已经将他推上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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