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注: 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德语：Österreich-Ungarn，马扎尔语：Osztrák-Magyar Monarchia）是1867年至1918年间的]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 [ Guur ] 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 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2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本文摘自《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张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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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

4 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1页。

5（美）R·R·帕尔默著，董正华等译：《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第59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6 《秘笈录存》，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 《秘笈存录》，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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