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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内容相当广泛，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差异很大。就新政与危机的关系而言，是多重危机激发了新政，没有先前的危机就没有后来的新政。就新政具体内容而言，新政与危机存在三种对应关系：
一是部分新政有利无弊，新政实施有利于危机的缓解，诸如裁汰撤并一些行政机构，司法改革，社会风俗改良。清政府将先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对外关系。设立商部，班列外务部之后、其他各部之前，后来将工部并入，改称农工商部[注: 概述 官署名。 相关介绍 清末新设中央机构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商部、工部等合并而成。掌全国农工商政并森林、水产、河防、水利、商标、专利诸事。]，这有利于协调、管理实业，适应近代企业的发展。裁撤河东河道总督[注: 河道总督 正文 清代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他负责堤防修守、河道整治等所有河工的营建、维修、养护等以及有关的行政组织管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海河、黄河等各大流域机构的负责人。]，将其所管业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裁撤詹事府和通政使司；裁撤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将云南、湖北与广东的总督与巡抚机构裁并，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精简机构，有利于行政运作，也减少了冗员。
二是部分新政利弊参半，新政实施的同时引发了新的危机，如编练新军、教育改革。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是完全必要的，编练的方式也是恰当的。但是，在编练过程中，引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巨额军费的增加，到头来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或系增加烟酒税所得，或系增加田赋所得，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对政府的怨恨。二是担负新军编练之责的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在军队中培植亲信，灌输对其个人的忠诚，将新军变成他的亲军，变成其私人军队，尾大不掉。这引起慈禧太后[注: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的疑忌，导致慈禧与其后的载沣等人百计削弱、打击袁世凯，到头来加大了袁世凯对皇室的离心力，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完全正确。但是，第一，学生在学堂里学的是新知识，接受的是新思想，特别是那批留学生，经东洋、西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的空气熏陶，回过头来，就觉得清政府专制、腐败，左右不顺眼，以至于相当多人走到了清政府的反面。难怪恽毓鼎在清廷覆灭后说：清末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一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局面，罪魁祸首就是张之洞、张百熙，因为他们力主学生留学东洋。第二，办学堂需要经费，聘教员需要经费，学校管理需要经费，购买书籍需要经费。先前的私塾，在办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尚可维持，换了学校，则不行。这就引起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
三是部分新政的效果，利弊悬疑。主要是官制改革与预备立宪，取决于实施的时机与策略，实施得当则有利于缓解或化解危机，不当则刺激或加重危机。慈禧与载沣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至少有四个环节很不妥当，一是通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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