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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国画界的仁人志士应对社会和人民大众新的审美需求，在人物、山水、花鸟各个领域进行了革新的尝试。其间虽然各个历史阶段提出的口号不尽一样，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力图赋予艺术作品以现实的品格。在山水画领域提倡画家走出户外到大自然中去写真山水，摆脱依赖前人不思变革的保守倾向。1954年李可染等人万里行户外写生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画界引起强烈反响。不过，李可染的艺术成就远远不在于提倡写生和他的写生成果，他当时提倡写生一方面出于他对艺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有想用自己的写生作品表明，山水画完全是可以反映时代精神的。这也是当时南北画家们(如江苏以傅抱石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和陕西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注: 长安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七大古都之首。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画派”)和李可染对写生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他说写生包括“看”和“画”，他说一个山水画家一定要看尽天下名迹，踏遍天下名山。又说：“有些人画得很好，但从来不写生，也可能有此情况，事物有时会殊途同归。可能他观察了一些东西，研究了一些传统。不过画多了，就可能千篇一律，形成个人的公式化。”李可染强调，面对客观自然景色写生，首先要尊重客观自然，并从认识和体会自然中寻找新的表现技巧。他说：“对大自然，首先应该是忠实她，但要补充她、美化她。”李可染进而提出“以一炼十”的主张，即充分利用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提炼，使作品达到应有的深度。他还一再强调中国画写生的特点：“中国画不仅表现所见，而且表现所知、所想。画此景时，不一定完全是此时、此地的情景，也包括过去的类似此景的感受。”在这里，他的思想实际上已从对景写生发展为“对景创作”了。不论对景写生还是对景创作，李可染并不停留在这一步，他的理想是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更概括的艺术创作。到了晩年，李可染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的朋友对我1956年的写生非常赞美，而对我现在的画倒有些疑惑，是因为我1956年的作品接近西方写生画，而现在就不同了。”对此，他解释说：“东方艺术比较宽，东方不只画其所见，而且画其所知、所想。”又说：“从写生进入创作需要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关。”这些话表明，晩年的李可染对自己70年代以后的创作更加看重，对50年代的作品认为多少还接近西方写生画。70-80年代，他探索的重点是如何把带有写生特点的山水画和包括笔墨在内的传统表现程式加以更完美的融合，使自己的创作更具主观创造性和更有民族气派。在自己的作品《无尽江山入画图》的题字中，他写道：“……此图以意描画，欲颂祖国山河之美。”这里的一个“意”字，道出了他晚年的追求，也道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特色与魅力。
记 者：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画领域在对待写生的态度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邵大箴：我想，首先要理解写生是师造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全部，对客观对象要看、写，在这过程中体会、思考、研究，切忌浮光掠影地画一些表面现象；其次，写生有不同的要求：搜集素材的实记和在描写客观物象基础上含有虚构因素的创作，目前许多作品属于前者，后一种“写生—创作”类型的作品较少。再者，要注意中国画的写生的特点，不要完全用西画写实的手法要求中国画的写生，注意在写生阶段培养写意的观念。最后一点，不要以为写生是解决当前中国画问题的万能药方，行之有效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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