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几十年，我们现在能举出来全局性影响的也就是李泽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近日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的“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对于李泽厚的历史价值作出了这样的评判。

    钱理群说，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专业来回应时代的精神危机问题，给这个时代提供一个精神性、建设性的东西，这就是思想家、哲学家。“我们不要谈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我们要谈思想家，我们需要李泽厚式的思想家、李泽厚式的哲学家，我们不是超越李泽厚，而是要达到他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很迫切的问题。”针对学界目前的状况，钱理群呼吁至少应孕育一批李泽厚式的思想家。

    “李泽厚先生为我们提出问题，问题意识最为重要。”北大高研院院长杜维明表示，我们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提出问题就是非常大的挑战。举办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李泽厚式的思想家出现，但这样还不够，我们更希望有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出现”。杜维明说，李泽厚不是研究某一种哲学的，而是一个以生命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哲学活动的人。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一种哲学的情态，让生命成为一种过程，而这正是李泽厚的特质，也是他成为李泽厚式思想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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