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的《1911》是一部直接书写中国改朝换代大革命的历史。伟大而悲壮的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是各类、各种写作一再表现的重大题材，以至许多读者以为耳熟能详，其实所谓熟与详，大多不过是框架的、片段的、甚或是概念的了解认知。王树增基于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思悟，寻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构辛亥革命史非虚构叙事新的价值支点。

    “在场的”，是《1911》所达成的一种叙事效果。作者以非虚构的历史逻辑想象，进入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在回溯中呈现百年前丰富复杂的人与事的现场，还原如火如荼、波谲云诡、雄美壮阔的历史存在。得体而有效的“在场叙事”，是区别“文学”书写与“历史学”书写的重要元素。所谓“得体”，是指这样的叙事应恪守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规范，不以虚构而“在场”。王树增的《1911》写作审慎严谨，每章所附的大量注释表示着他对非虚构写作伦理的遵循。但作者又不拘泥于所得的材料，而是通过熟稔叙写对象，在进入历史中具象地展开历史。

    《1911》的“在场写作”，首先体现为作者从历史全景的观览中，真实地摄照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生态。“历史生态”是由要素构成的结构，而重大历[注: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唐代由繁荣逐渐走向衰弱，大历年间的唐朝正是唐代宗李豫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时期。 概述 大历（766年－779年）唐代宗李豫年号。]史事件的发生也决不是单因单果的偶然。正如恩格斯[注: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全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国人，世界著名思想家。]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创世纪的辛亥革命也正是由多种“平行四边形”的力量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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