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中的比较方法，我一直有疑虑。现代的中外法学和文学是有互相影响的，譬如德国和日本的法律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西方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的影响，所以比较法学和比较文学都有一个切实的基础。历史研究做比较就显得牵强，容易做成肤浅的表面文章。但是如果我们探讨的是与价值观念相关的思想和制度范式，那么中西文化就有放在现代社会语境中一并观察的必要。以往我们对“统一规律”的探索其实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过可以更加深化，具体到一些更加细致的思想和制度范式。这些范式包含的价值观念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早已突破了中西文化的隔阂。譬如男女关系中的平等和不平等问题。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说，人类历史有一个至今未能改变的特点，即社会的不平等和男女的不平等。当然，对平等的追求又往往与不平等并存，而且不论是平等还是不平等都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把爱情诗道德化、说教化，可能是与规范男女关系有关的中西文化共同特征。于在春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有《国风》的普通话翻译出版，译文比起今天年轻学者翻译的白话文本子还要活泼得多，甚至有点顽皮的青春气息，可能也更切近上古时代歌咏者的本意。譬如《桃夭》这一首的头四句：“桃树这样的嫩夭夭，火红火红地正开花，这位姑娘嫁了过来，家门从此兴旺发达。”朱熹在《诗集传》里面做出的解释和于先生译文的情调完全不同：按照周礼的规定，男女春天相会，正是婚姻之时。这首诗感叹这位女子的贤淑，说她嫁过来后，夫家一定和顺。在《关雎》那一首，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于先生的翻译是：“一双鱼鹰叽叽呱呱，在那河心的绿洲旮旯，那位幽静的好姑娘，公子哥儿正好匹配她。”下文里恋爱和相好的色彩很浓厚，所以还有“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朱熹则解释“窈窕”为“幽闲贞静”，赞美女子“贞淑不二”的情操，适合“配君子而成内治”。这样的女子，君子为家庭和国家的兴旺拼命想得到她，以至于失眠。这样，原来民间的爱情小调在这里就变成关乎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大道理了，“窈窕”一语涵盖的“妖冶”之意也完全被贤淑这一层意思所遮蔽掉了。在爱有差等的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妇女的贤德是符合强调妇女从属地位的纲常伦理的，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所谓夫为妻纲。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认可一夫多妻。而少数男性的此类性特权是男女关系的一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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