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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所言“桃园结义”,不见诸史料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用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样的回目,来昭示刘备、关羽、张飞非血缘关系的三兄弟真情,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对桃园结义来一番审慎的研究。前人往往关注该故事如何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而未曾全面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其产生、流播、影响作一番梳理、研究,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 “桃园结义”之渊源
现存所见讲述“桃园结义”的成型故事,最早是元朝建安虞氏至治(1321-1323)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该书因是当时说书艺人的讲话底本,为坊间所刻,所以内容极为粗糙,且只讲故事本身,回与回之间没有回目,其叙述桃园结义故事如下: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次之,飞最小。从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这段故事的素材显然源自陈寿《三国志》,兹溯其本源见下: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费祎劝关羽时说:“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
《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亦有相类记载:刘备“善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御侮。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食则同器,恩若兄弟,然于稠人广坐中侍立终日。”《关羽传》中还用了“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这样的句子,《诗经·常棣》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陈寿用“御其务”行文,借此暗示刘关张三人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对外。按陈寿本良史,所撰《三国志》有“信史”之誉,记载史实大抵可信。与三国时代相去不远的晋人常璩,也是位作史严谨的学者,其《华阳国志》,是我国首部地方志书,史料价值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由此推证,刘关张三人当时有兄弟之谊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了。至于结义发生于桃园,杀乌牛、白马、祭天祭地、盟誓之类,当是小说家想像而言。但《关羽传》载关羽栖身曹营时,曹操让张辽去试探关羽到底有无心意留在曹营,关羽十分感叹地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似乎又说明他们曾发过誓言。无论怎样,史料种种零散记载成为了桃园结义的源头,一切关于刘关张兄弟结义的故事,即由此而衍生开来倒是确凿无疑的。
二 “桃园结义”是如何产生的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亲朋好友之间,反目成仇比比皆是。甚至有不惜假为父子关系者,也能刀斧相加。如吕布先“大见亲待”于丁原,董卓进京后,又“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最终吕布一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亲兄弟之间如袁谭、袁尚,为了一己利益,而兵戎相见。当此之时,刘备、关羽、张飞这三位出身不同的人,萍水相逢于乱世,能“恩若兄弟”相处,确属难能可贵。像刘备虽已经沦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毕竟有“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这样一个曾经高贵的门第。这对于两汉时期讲求门阀等级的社会的环境下,竟有如此之举,无论如何也是对传统的大胆冲击。因为关羽、张飞二人,虽然陈寿没有记载他们是何出身,但二人的祖上是怎么也不能和刘备比肩的。是以明代以前,凡祭祀庙宇皆以刘备为主体,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配祀一旁。但自《三国演义》流行以来,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由桃园结义引发出的社会结义现象增多,过去的刘备庙宇名称也随之而变。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至迟在元代中期是出现了的,前引《全相平话三国志》已证。故事已经为民间接受而广为流传,甚至还有杂剧加速其传播。傅惜华先生编撰的《元代杂剧全目·卷六》辑录的“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剧目。傅氏记载:该剧“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证。《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之。此剧现存版本有:(一)明万历间脉望馆抄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英雄汉涿郡两相逢’,正名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五册,又作简名:‘桃园三结义’;据脉望馆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所载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确指到底是元代还是明代,只是笼统含糊称为“元明间”,将元、明两代并举,说明其出现时期不会早于元代中期,极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为同时期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已问世,其书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历史上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故事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凭空出现的,往往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前已证“桃园结义”故事产生于元中期,流行于元末明初,这是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往往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元末明初恰恰就是新旧王朝在变更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元蒙贵族的统治因到了王朝末期而变得极为残酷,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全国为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但在各方的义军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方面与元朝军队奋战,一方面义军之间同时还进行着相互吞并的战斗,致使元末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而在这复杂的形式下,起义队伍中的每个人也都会面临忠诚和义气如何取舍的种种考验。桃园结义流行于此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讲求忠义的道德需求。据一些研究材料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志图王”,曾参加了义军张士诚部并充当幕僚,但个人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故而发愤编写历史小说。将他参加义军的经历,加上个人的才智,编撰了《三国演义》。借助小说竭力呼唤重信守义,倾心塑造了汉末群雄,其中桃园结义三位英雄就倾注了个人情感,关羽还被塑造成了“义绝”。该书多处借人物之口来表明自己的爱憎,如借诸葛亮之口斥责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
诚然,桃园结义故事并非罗贯中的原创,罗本成书时代晚于平话本,在编写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和参考元人平话本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加之本人“遭时多故”,痛恨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诈,是以罗本将“桃园结义”的故事描写的更加丰满而有意义。至此之后,刘备的家乡在其故事的影响之下,也就出现了以刘关张为主体的纪念祠宇———三义宫,俗称三义庙、三义祠。其产生的轨迹是:元人平话本创作于先,接着是元明间有关三结义的杂剧兴起,紧接着集大成或称最终定型的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广泛传播。
三 三义宫(庙)———“桃园结义”影响之产物
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结合,当然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然桃园结义真正影响后人,甚至出现专门祭祀庙宇,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唐、宋人心中,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早已成英雄,反复出现在咏赞诗中。而刘、关、张三人有旷世难逢的兄弟之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将此作为独特的话题而重视。甚至在刘备、张飞故乡河北涿州,唐、宋、金时期也只有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现存咏赞刘备庙的诗,以宋朱熹《谒昭烈庙二首》较早。唐人或有咏赞昭烈庙诗,今未曾见。至金、元时期,歌咏涿州刘备庙宇的诗词、碑刻已然增多,如:金王寂诗《涿郡先主庙》、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周昂诗《谒先主庙》、元好问词《摸鱼子·题楼桑庙》、元陈孚诗《谒先主庙》、傅若金诗《涿州楼桑先主庙》、郝经诗《楼桑庙》、《书黄华涿郡先主庙阴》、《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王恽《谒楼桑昭烈帝庙》等,均以刘备或刘备庙宇为歌咏对象。今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内一通元代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恐为尚存刘备庙最早碑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所记内容。王碑已佚,其碑文见《涿州志》,碑文记载:“涿,先主之故家也。庙距州西南十里,而远庭有石,乃刺史娄君延重修记,唐乾宁四年也,则血食于此旧矣。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诸葛孔明、关云长、法孝直在东,庞士元、张翼德、简宪和在西。”。文中很明确提到至迟唐乾宁四年涿州建有昭烈庙,而王庭筠重修该庙于金人统治时期,即公元1115-1234年期间。碑文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王庭筠重修的昭烈庙中不仅祭祀昭烈帝,还配祀了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六位“元臣”。元郝经《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中也提到:“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而正殿当中山靖王之后。昭烈像设衮冕,南向。其佐命将相,则列于两庑。左则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右则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从上引金、元诸人诗词、碑文中我们得知,汉昭烈庙又称作汉昭烈皇帝庙、楼桑庙、先主庙等,显然是纪念以刘备为主体的庙宇,金代到元代早期,涿州的庙内除了刘备还有诸葛亮等人配祀其中,而后世以祀刘、关、张三兄弟为主体的庙宇———“三义庙”,当时这一名称是并不存在的。
随着杂剧特别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流传,“桃园结义”的故事更加深入民间。至迟在明代中期,刘备、张飞故里河北涿郡出现了祭祀刘关张三兄弟的庙宇———三义宫。今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楼桑三义宫内存有明代正德三年焦芳等刻立的《重修三义宫碑》,此为今存记载三义宫最早的碑刻,其碑文中记载道:“涿之楼桑故有三义庙,祀汉昭烈皇帝,而以其臣关穆侯羽、张桓侯飞配焉。盖楼桑即昭烈故里,而桓侯为涿人,穆侯虽产解而誓共死之盟实始于此……然则昭烈之于二侯盖不特一时要结兄弟之义,终始君臣之义,而于天下万世之大义,沉沦于凶虐之势而不可返者,皆特以不坠矣。千载之间,苟所居所履皆合而祀之,岂偶然乎?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据碑文所记,三义宫的修建年代下限是明正德年,正式年代当为明早期。焦芳于碑文中特意提到“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是欲将三义宫这个称谓的历史提前到唐代,并提到金承安(公元1196-1200年)中还曾修葺过庙宇。而前引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中,恰恰有涿州的汉昭烈庙建于唐乾宁四年的记载,王庭筠正是金大定年进士。说明焦芳这句话[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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