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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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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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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以其理論上強烈的德國色彩和立論的鋒芒大膽而給人一種非主流文化派別的印象，在當時和以後都倍受矚目和爭議。在此，筆者想大致探討一下「戰國策派」的文化特質，他們的文化追求，以期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關注這個大家還比較陌生的文化派別。
魯迅曾這樣描述過他理想中的中國文化：「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1。為了早日擺脫內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戰國策派」同樣走上了內外求索的文化探尋之路。即陳銓所講的「假如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應當拋棄壞的，保全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啻無形中承認，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鏡。外來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現象。雷海宗更是從30年代起就運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觀照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學界第一位的形態歷史家」5。被稱為「長篇小說七大家」6的陳銓也表示，「中國近幾十年對於英美派的思想，已經普遍介紹，稍微懂得一點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無所謂思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來介紹德國思想，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驚駭反對」7。就「戰國策派」成員及與其關係密切的諸人等來講，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實中德之間的文化交流很早就開始了，這有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為證。而兩國的自主交流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之後幾乎每一時期都有一個或幾個雜誌（報紙副刊）成為德國文化的重鎮，構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關當時中德交流盛況的論述也很多，如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
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但以「戰國策派」批評最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返觀「戰國策派」自身，卻常常意外地在表現僻異的「戰國策派」身上發現主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政治民族主義的目的、文化決定論的手段、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對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於我們對「戰國策派」較深層文化特質的認識和把握。而由二者的這種內在聯繫、似與不似，也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戰國策派」，感受到「戰國策派」同人的拳拳愛國之心，體會到40年代知識階層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林同濟的〈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16、陳銓的〈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17〈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18和雷海宗發表在《周論》上的〈五四獻言〉19這幾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濟、陳銓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陳銓在小說《狂飆》20中，也借小說人物李鐵崖之口表達過自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與母題就是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在當日是絕對必需的，但社會上實際行為的表現卻是，「一方面總嫌是個性不夠伸張，個性不夠活躍，另一方面卻又感到決籬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謂舊的秩序已經否定，新的秩序無法誕生」。所以五四的作風必須向另一條路線轉換，要由「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生命的保障」。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裏含有民族集體的意識，「目前民族生存運動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並且應當保留個性解放的種子，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連續性和互動性的表現，但是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注意點和重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毛病並不在其談個性解放，而在於它「不能把這個解放放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來談，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來鼓勵提倡21」。
陳銓則拿德國狂飆運動來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得出後者的影響和成績遠遠不及前者的結論22。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五四運動的先知沒有認清時代，以致犯了三個錯誤：把戰國時代誤認做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誤認做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智主義時代誤認做理智主義時代。
雷海宗認為「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的「新文化運動」尚未結束，「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繼承者為己任。
從「戰國策派」的諸多論著來看，「戰國策派」同人出於對世界局勢的大致體認，得出當今世界「角於力」24的結論。他們認為要想立足於強國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學，反思傳統文化，鍛造新的民族性格，從「立人」到「立國」。他們反覆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還是希望能把個人主義這塊好鋼真正用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塊刀刃上。在林同濟們看來，真正的個性解放與集體團結是不衝突的，「個人與集體之兩宗，質雖異而用則合」25。所以「戰國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個個強大的個人支撐起一個強大的國家，重心落在國家上。
2.2 似與不似
「戰國策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最大的歧異，應該是一方強調集體主義和國命整合，一方強調個人主義。但是，二者的民族主義的內在前提和基本歸宿已使得他們的差別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大，艱難的時勢迫使他們做出了共同的選擇26：
中國社會的興盛與滅亡實際上正是幾代啟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動力和歸宿，無論他們提出甚麼樣的思想命題，無論這個命題在邏輯上與這個原動力如何衝突，民族思想都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力量。
有論者言：「由五四反傳統主義者的主觀觀點來看，他們的確是把個人主義的諸價值當作『價值』。但是他們立刻將此『價值』變作反傳統思想的依據，且認為這些『價值』是與民族主義並行不悖的。正如許多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一樣，五四反傳統主義者以為個人主義的諸價值對於促進民族主義目標的實現，能發生有效的功能」27。
就連二者用來達到民族主義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樣的，這就是他們都相信文化決定論，都希望通過再造文化以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都贊同法國孔德（Auguste Comte）的觀點「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變了，風俗改了不行」28。《戰國策》也在其編者注中稱，「重新估量我們的文化傳統，是抗戰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須工作」29。他們認為，站在民族生命長久發揚的崗位看去，抗戰的最高意義必須是整個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學」等各種「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如吳虞、陳獨秀等人對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的關係的分析），如果說他們是在文化傳統的積澱中去尋找現實積弱積弊的因由的話，「戰國策派」也同樣如此。「戰國策派」認為，「中國文化，的確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無國族，享樂主義，遁世主義，守舊主義，貪污的傳統，重文輕武的風氣，懶惰，敷衍，不緊張，不認真的態度，沒有團結精神，對公益事業不熱心，這樣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處在這樣一個新時代，中華民族不改變這種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設一個良好的政治，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30、「我們主張對中國文化的反省，並不是喜歡多事，乃是在戰的現實，戰的必需與迫求下，企圖一個自動的變更」31，「不但是對中國文化過去的歷程求個認識，並且還可以於過去的認識中想法來控制我們文化的動力以企圖一個新未來的創造」32、「抗戰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來測驗我們民族的元氣，來量斷我們民族的活力或競爭力」33。
同樣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要客觀冷靜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說，他們是拿出做學問的工夫來分析研究傳統中國文化，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本來就是他的一部學術專著。而「新文化運動」主將更多是從倫理的角度來批判傳統文化的，它與個人經驗聯繫密切，如胡適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34。無疑，「五四新文化運動」因開拓工作的艱巨性而傾向於前一方面，「戰國策」則相對偏重於後一方面，但兩者都意圖「培養出一個健康地民族，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有光有熱的文化」35。
「戰國策派」認為，傳統禮教在權威制度方面的束[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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