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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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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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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性已因時代的大變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紹、一切事業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漸減削其勢，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從舊禮教的破瓦頹垣裏，去尋找出不可毀壞的永恒的基石，在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會的行為的規範和準則」36。在中國談改造運動需要「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37，「有勇氣將民族弱點加以修正，方能說到建國」38。所以才有了「戰國策派」的〈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39、〈五倫觀念的新檢討〉40、〈中西人風格之一比較〉41、〈力人──一個人格型的討論〉42、〈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類型〉43、〈士的蛻變──由技術到宦術〉44、〈官僚傳統──皇權之花〉45、〈中飽──官僚傳統的一面〉46、〈無兵的文化〉47、〈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48、〈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關注。在這些充滿思想和銳氣的文字裏，我們常會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子。如陳獨秀〈除三害〉51、一湖〈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52是可以與「戰國策派」諸文章互相參照著讀的，關注則一，然深淺立現。其他如〈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中分析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與其說是由於儒學，不如說是由於道家」53，也極類魯迅「中國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說。
真正的不同還在於，「戰國策派」有較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他們從德國文化中學來的「文化形態史觀」。他們由「文化形態史觀」，得出「戰國時代重演」的結論，所以要求恢復國民在戰國時代的血性和氣質，要去歷史中尋找當日的「貴士傳統」怎樣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敗外敵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千差萬別甚至許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學說構成的，在政治、倫理、哲學和文學等方面呈現了一種「無序」而矛盾的特徵55。「戰國策派」成員之間的些微歧異與「新文化運動」內部的眾聲喧嘩比起來，簡直都算不了甚麼。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語言表達了幾代人的夢想：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和文化的再造繁榮。當然，時局的危急使得他們的呼聲顯得急迫地多。 實際上，「戰國策派」始終都有「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某些影子。以「戰國策派」臧否「新文化運動」最厲害的一點──「新文化運動」盲目宣揚和平主義貽誤了備戰──為例，「新文化運動」在較早些時候，尤其是在一戰剛結束時，輿論界確實是一片「去兵」之聲，陳獨秀甚至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稱，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我們發行這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56。可是不久發生的山東問題就迫使陳獨秀改變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種就是「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他解釋說57：
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我們不可不承認托爾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義，是辱沒人格民族自滅的謬說。我們不可不承認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諸人的強力唯我主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個人一民族若沒有自衛的強力，單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這是何等卑弱無恥不能自立的奴才。
後來的「戰國策派」的理論中類似的說法就更多了，這也說明時勢是怎樣迫使我們的知識份子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記得《獨立評論》上有討論黨化教育的文章，引用羅素《教育論》中的一段話：「近代日本，是以國家的強大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贊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方法的不錯。但是只有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文章認為，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這樣的危急存亡情形，「戰國策派」提倡的雖然不是黨化教育，但也類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但「戰國策派」是不是應該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論時特別指出這種提倡只是權宜之計，同時也時時警惕將會由此帶來人們思想上的偏執和狹隘呢？羅素的話也許給我們觀照「戰國策派」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借鑒。
「戰國策派」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派別，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中國現實碰撞的產物。它不僅自有淵源，而且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一脈相承了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識份子不變的濟世情懷。它的出現，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議，無不彰顯著它的存在和它存在過的那個特殊時代；它是由學者發起的，處處凸顯了作為學者在當時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麼說，對於他們生活的時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努力過了，雖然這種努力還是一種不大被認可的努力。
註釋
1 魯迅：〈文化偏至論〉，見《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49。
2 陳銓：〈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 年9月7日。
3 范長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戰國策派」之思想〉，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201頁。
4 林同濟：〈我看尼采──《從叔本華到尼采》序言〉，《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233。
5 〈編輯按語〉，《戰國》第二期，1941年12月10日。
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台灣:台灣昭明出版社，1980），頁37。
7 陳銓：〈德國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戰國策》第六期，1940年6月25日 。
8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陳謙平等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
9 陳意新：〈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年10月號。
10 丁建弘、李霞：〈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見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265-75。
11 劉殿君：〈30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見《人文雜誌》1998年第一期。
12 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
13 陳西瀅：《西瀅閑話》（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4 張輝：〈德國美學的東漸及其媒介研究〉，見《北大中文研究》（創刊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69。
15 陳銓：〈法與力〉，《戰國》第26期，1942年5月27日。
16 林同濟：〈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戰國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17 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8 陳銓：〈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9 雷海宗：〈五四獻言〉，《周論》第一卷第十七號。
20 陳銓：《狂飆》（上海：正中書局，1942）。
21 林同濟：〈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戰國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22 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23 雷海宗：〈五四獻言〉，《周論》第一卷第十七號。
24 林同濟：〈力〉，《戰國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25 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168。
26 汪暉：〈預言與危機〉，《文學評論》1989年第四期，頁37。
27 劉桂生、張步洲編：《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論著擷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頁81。
28 〈通信〉，《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
29 林同濟：〈編者住〉，《戰國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30 陳銓：〈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31 注25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
32 林同濟：〈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戰國》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33 潘光旦：〈抗戰的民族意義〉，《今日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34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5 林同濟：〈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戰國》第19期，1942年4月8日。
36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37 沈從文：〈讀《英雄崇拜》〉，《戰國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38 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戰國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9 雷海宗：〈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今日評論》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40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41 林同濟：〈中西人風格的比較〉，《戰國策》第五期，1940年6月1日。
42 陶雲逵：〈力人──一個人格型的討論〉，《戰國策》第十三期，1940年10月1日。
43 林同濟：〈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類型〉，《戰國》第十七期，1942年3月25日。&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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