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范敬宜辞世一年了。他病重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此前，对他的病情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但我仍然心存幻想。那天，从主治医生那里得到的仍然是坏消息，说他将不久于人世。我通过他带在身边的手机多次同他通话，询问病情，说几句贴心的话。在辞世前一天，即2011年11月12日下午，我还同他通电话，他神志清醒，但气力不足，还感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表示一二天内一定再去医院看他，同他聊聊。他说怕聊不下去了。我很后悔没在通话当天再去见他一面。一年来，我总为错过他要同我说些什么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而责怪自己。

    我同老范1984年相识。他先后当外文出版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同一时段，我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都在一个大圈子里，自然有联系。然而，工作接触最多、思想交流最深的还是1998——2002年他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我任委员时的那五年。我们一起赴全国各地做立法调研、执法检查，一起为文化立法、修法商量对策[注: 汉代出现的察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方法﹐又称“策试”。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再诏举贤良能直谏者﹐并亲自加以策试﹐其时参加对策者百余人。]，一起出国做文化考察，一起交流对国内外一些大事的看法，甚至个人生活遭遇也成为二人谈心的话题。我俩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毕竟不如从前那么繁重紧张，已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退居二线”，自我感觉也像半是“头儿”半是“老头儿”。可到了2004年离退休后，就彻底完成了从“头儿”到“老头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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