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等领域里都有很大的贡献。我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虽然我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但我不一定能把握准他的治学思想。我“生不逢时”，投奔到金先生的门下时赶上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10多年都是在政治运动和动乱中度过的。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一般人对他都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因此同他深谈的机会也不太多。我主要根据读他的书，特别是在整理他的回忆录时的一些感悟，谈谈他是怎么和哲学结缘的。

金先生16岁考取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开始学商科，因为“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了。他认为，商业学与政治学相比，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学问。他的硕士和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学位论文都是写的政治学。后来，金先生彻底放弃政治学而专心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哲学研究，与他对政治学认识的改变有密切关系。通过研究政治学，观察美欧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他认为政治学“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了“玩政治”的行为，他对政治有了一种“厌恶感”。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明确地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0页）

金先生对哲学的兴趣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呢？用他的话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

金先生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当年，金先生随清华的师生从北京到长沙[注: 长沙市-长沙为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长沙市南接株洲市和湘潭市，西抵娄底市，北达岳阳市、益阳市，东挨江西省宜春市、萍乡市。]，再从长沙到昆明。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帝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写成了。这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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