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夫子开创的读书人传统——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抱负，也就是读书人需承担起教化民众辅助君主的责任，而且要做社会的道德楷模。自隋唐始，来自于民间和草根的读书人，可能通过读书，进入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公务员”队伍，也就是如范仲淹老先生所言，可以成为“居庙堂之高”的言说者。这是中国管制系统和读书人之间的伟大妥协。这种妥协既是中国文明史有别于古希腊知识分子与管制系统关系的一个特色，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读书人终于实现了孔夫子积极入世的理想。而两者达到其“高度融洽”当是唐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团结在李世民和李隆基身边的诸如魏征、房玄龄、姚崇、宋璟等贤相能臣，不仅开创了大唐帝国的高度繁荣，而且还看到了读书人的骄傲和责任所在。

　　但是，当历史翻到公元 17世纪初的明天启（1621―1627）年间时，因读书人建议为宦官魏忠贤[注: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0月19日），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忠贤，表字完吾。]修生祠，中国的大多数读书人沦陷了！

　　《明史》里有几个重要列传，今天读来最让人闭气、沉闷，也最让人震惊。即“宦官”、“阉党”、“佞悻”，“奸臣”列传。除“宦官”外，其余三者大约应都是读书人出生。我们知道，明朝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注: 封建开端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公元前221年，历经两千余 年的奴隶制社会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诞生了。]，到了万历后期特别是天启年间，其黑暗无朝能比。而此时读书人（同为读书人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清洗和血腥镇压，当然是那一时期的另一重大事件）早忘了其祖宗孔夫子的教导，不要说什么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连起码的“修身”也早已抛九天之外。因为“助纣为虐”在天启年间已经成了时尚。一个重大的事实就是：在给宦官魏忠贤歌功颂德的浪潮中，读书人风起云涌，生怕自家比别人落了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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