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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应邀参加并主持了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子藏》论证会，与陈鼓应、卿希泰、陆永品、许抗生、王水照、萧汉明、赵逵夫等先生共同为超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子藏》工程的启动献言献策。经讨论，形成了《子藏》论证决议书，一致认为《子藏》编纂，“不仅是对现有古籍的再生性保护，而且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子藏》编纂工程可以成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项目，表明盛世修藏，功莫大焉。”时隔一年半的时间，《子藏》的首批成果——《庄子》卷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卷共收历代《庄子》版本及相关研究性著作302种，精装16开162册，可谓皇皇巨著。惊喜之余，亦感佩《子藏》项目组前期资料准备之充分，日常工作之勤奋。当时在《子藏》论证会上听了华东师范大学方面的介绍，即觉得从文献的角度看，《子藏》亦足以传世。今得见其具体成果，更坚定了我的看法。总的说来，《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前期准备充分，积累深厚。编纂者方勇教授是研究《庄子》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即沉心于《庄子》研究；1997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全力研究《庄子》学术史，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出站后，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又历经近十年，完成了二百万字的《庄子学史》，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通过对历代《庄子》学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对其版本传承、价值和特点了然于心，故而编纂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自2003年起，方教授等即有编纂《庄子》集成的想法，历经近七八年的资料搜集，编成《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方先生历经近三十年，诠释《庄子》、撰写《庄子学史》、编辑《子藏·道家部·庄子卷》，三者相辅相成，文献思辨并备，堪称庄子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二是明确的图书收录的体例和编纂原则。超大型图书纂集，是最重要的。在论证会上，各位专家对此也多有建言。今《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编成，为《子藏》的进一步编纂树立了很好的体例样本。首先确立了“全”和“精”相结合的选书原则。全“即凡例合收录原则之书，务必竭泽而渔；”精“即版本必善，印本择善而从，手稿、抄本，搜罗殆尽。其次是针对具体文献具体处理，不搞“一刀切”。如《子藏·道家部·庄子卷》收书下限截至1949年，而对于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成立以后整理的出土文献如敦煌《庄子》残卷、黑水城之吕惠卿[注: 北宋改革家。字吉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宋仁宗时﹐举进士﹐任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任满入京﹐先后受到欧阳修﹑沈遘﹑曾公亮﹑王安石的赏识和推荐。]《庄子义》则不受此限制，一并收入。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不致遗漏重要文献。再次是编纂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古籍原貌。在当前条件下，超大型丛书的整理不外乎影印和点校两种方法，有时只取其一，有时兼而用之。《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版面，设为16开本，原书大小影印，有些善本甚至采用了彩色影印，如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刊本《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书大小影印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编纂者的“二次”错误，书籍的版本款式得以保存，原汁原味，书的整个精气神也就出来了。同时，名家批点多在天头地尾，如果缩印或拼接，势必割去，十分影响效果。《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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