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史百年行程，范型无虑三变。范型转换的基本动因在于受西方近代文论推动，文学史家的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由泛杂向科学演变。但中国文学
史在获取现代性的同时，其本身的完整性、丰富性和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却也受到一定损伤。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反思，呼唤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从而将文学史写作推向新阶段。《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这一时期众多实践成果中的卓越代表。

关键词 文学史范型 文学观 大文学史观


    中国文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这是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
而其实质与标志则集中地表现于文学史范型的转换。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索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合作进行着一个题为《中国文学史学史》
的项目，希望通过史的清理，抽出一些理论性的认识，加深对文学史学科的理性把
握，用以促进这个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在阅读和思考中，我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
：百年来文学史范型约有三变，因而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目前正处于第三个
阶段之中，这次大转型，在文学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强烈鲜明的时代印记，也
都取得了不少实绩。本文就想对此作一些论述，并从这个角度来评论《唐五代文学
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

    决定文学史范型的因素不止一端，而其核心则是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文学观和
文学史观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不是一句话所能概括的。但千头万绪中，又有一个
最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文学本质和特性的认识。因为只有首先明确了这个，才能对文学与非文学作出清晰的界定，才能在丰富多样而性质复杂的历史文本中准确地分辩出真正属于文学史的那些资料，把它们遴选出来，经过加工写入史书，以全面、深刻地反映文学史曲折起伏的演变过程，而不至于因为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从根本上累及一部文学史的科学性。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观察文学史范型的一个最小、最底层基点，那就是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内涵与外延的判断，或者说是文学的义界和范畴的划定。正是以此为根据，可以看到我国文学史学者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我国的文学史范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下面，试对此作出说明，限于篇幅，这说明只能相当简略的。

    第一个阶段，我国的文学史研究者从旧式文人（或者还是经师）蜕变而来，他
们所持的基本上是古旧的文学观。最早的文学史教学还没有与经学、小学、文章学
等区分开来；最早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所表现的文学观均以泛杂、庞大、含混、朦胧为特色，其文学史观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大文学史观，由此形成了我国文学史最早的范型。

    那时候，无论林传甲、黄摩西，还是在他们之后的谢无量，虽然都已不同程度
地接触过西学，但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基本上都还相当老派，和章太炎所谓的“文
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观点差不多，其重要
标志就是泛杂而不纯。林、黄之书所述的中国文学，范围极广。林书从中国文字的
起源和演变史讲起，涉及音韵、训诂、修辞等学，把群经、诸子、史书都算作文学，汉魏以来，则以骈散文体为关注对象，诗词曲赋这些在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充当主角的文体，却不在他的视野之中，至于说部、杂剧、院本、传奇之类，则不但更无地位，甚且被看作淫辞邪说，认为只有无识文人才会重视它们。比之林传甲，黄人（摩西）的整个世界观都进步了许多，文学观也相应比较开明。比如，王书就把诗、词、曲三种文体放到了文学史主体的位置上，并特列专章论述明人章回小说和戏曲创作，见解相当精辟。可是，黄人依然沿袭自古相传的泛杂文学观，在他的书中，一些曾在古代政治事务中广泛应用的文字，如朝廷的诏告制敕，官员的书表章奏，乃至金石、碑贴、制艺时文等等，也都被习惯性地作为文学而论及，加上他的书是随编随印，未能统一修订，所以显得格外杂而不纯。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比林、黄二书晚出，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出版的
体系最严整的一部文学通史。此书受到外国文论更多影响，作者在书前《绪论》中
介绍并比较了中外的文学定义，其有云：“欧学东来，言文学者或分知之文、情之
文二种；或用创作文学与评论文学对立；或以实用文学与美文学并举。顾文学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其区别至微，难以强定。”他已感到中西在文学范畴的划分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某些矛盾，若用西学观点论中国文学，会有不少难以解决的矛盾。他的自理办法是让在中国文学人本位，充分尊重中国文学的实际，用大文学史观对之作尽可能广泛的囊括。但在具体尺度的掌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制作“文学各科表”以罗列文体类别时，将表谱、簿录等“无句读文”和虽有句读而属于学说、历史、公牍、典章等文字，也归入文学之中，在各时代文学的叙述中，也时时不忘经学、史学乃至小学的内容，显然未能严格划清文学史与学术史的界线，而这就是借鉴“近人”章太炎的结果。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文学观由泛杂渐渐向精和纯转变，文学史的范围和各文体
在史中的权重分配也随之发展变化。这一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文学观
念普遍发生剧变。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文学史料被发现，更重要的是，许多历史文
本和出土文献被文学观剧变中的研究者们纳入了视野，一些原被撇除或受轻视的文
体（如通俗文学、小说戏剧之类）与相关作家不但纷纷入史，而且地位扶摇直上，
而一些曾占据正统、主流位置的文体和作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抑，有的甚至被
删汰出局。于是，出现崭新的文学史范型，就成了必然之事。

    二、三十年代，西方文论的影响日益深广，中国学者对文学特性和文种种类的
认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加深加快。他们开始强调文学的情感性、形象性、审美性
和自娱、娱人的效用等等。反思传统的文学观，他们觉得有按文学性之强弱将文学
划分出广、狭两种的必要，而文学史要叙述的，并不是广义的文学（因为它与学术
相混），而应该是抒发感情、描绘形象、具有审美意味的狭义的文学。从体裁而言
，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种文体被确认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非此者则不能
厕身于文学史之列。

    按此标准去看中国文学，则前此的文学史就显得非常庞杂不纯、大而无当了。
这一阶段的文学史作者往往对前此的文学史深致不满，如《中国文学流变史》的作
者郑宾于就在其书《前论》中说：“像谢无量、曾毅......等辈所著的一类《中国
文学史》，其实只是一部‘国学史’，但还有许多人却都美其名为‘广义的’；反
之，则如我所著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便是只好名之曰‘狭义的’了。”所谓“
狭义的”，也就是持“纯文学观”的。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学史著作，无论自觉与否
，大抵都是向着纯文学观靠拢，有的作者且干脆在书名上就明白标示出“纯文学”
的旗号，如刘经庵就写了一部《中国纯文学史纲》，他在该书《例言》中着重批评
了“近今一般《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失于驳杂”的情况：“将文学的范畴扩大，侵入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的领域”，并宣布：“本编所注重的是中国的纯文学，除诗歌、曲及小说外，其他概付阙如。──辞赋，除了汉朝及六朝的几篇，有文学价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谓古文──有传统的载道的思想，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论。”由这宣言，就不难推知这部文学史会是怎样的面貌。不用说，庞杂之弊或许有所克服，但中国文学的范围却也因此狭隘了许多，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被硬性排队在文学史之外。

    与此同时，和整个社会思潮同步，文学史撰著者的主体意识日益加强，他们每
每致力于在著作中贯彻自己的文学观念乃至社会思想，有意用尖新锋利的话语张扬
“片面的深刻”，借以向根基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挑战。他们所写的中国文学史，
往往旗帜鲜明、冲击力强，但若仔细推敲，则不免主观色彩较浓而科学性不够。胡
适旨在论证“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的《白话文学史》，贺凯尝
试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为指导探索文学发展规律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在
当时都因在理论意识上领先而使人耳目一新，但作为一部科学的中国文学史，显然
又并不全面完整。

    一方面是文学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混沌走向明晰，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史在
由杂趋纯的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削足适履”的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与著述的现代
化进程，在摸索和实验中前进，道路相当崎岖曲折。出现这种情况，与文学史学科
现代化的思想武器来自与属于异文化的西方文论有关，尤其与彼时学者对西方文论
的理解尚浅和简单搬用有关。但这里也应该提到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学“一代有一代
之胜”观念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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