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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时间:2009-8-8 16:59:20  来源:不详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作了必要的说明之后,就要来简略的说明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经过。古文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虽已有零星的古文论研究论文发表,如:1910年陈受颐在《南风》发表《文学评论发端》,2 1913年廖平发表了《论〈诗序〉》,3 1916年刘师培发表了《文笔辞笔诗笔考》4 。但古文论的整体面貌如何,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也已经进入大学课堂,如: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培也在北大讲《文心雕龙》,部份讲稿曾由罗常培整理发表。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也还是后来的事。到了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才算确立了起来。陈先生在这书里虽然还没有对古文论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作出明确的论述,但他已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不同义界。对于“文学”的界定,他举我国传统关于“文”的种种界说,并举西方三位批评家的见解加以比较,特别提到美国人亨德(Thevdore W. Hunt)的见解:“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在比较我国与西方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之后,陈先生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而对“文学批评”,他则列出了十二种的方式,而称自己将用其中的四种,即:归纳、推理、判断的与历史的批评来衡量我国的古代文论。他对于文学批评的了解,显然也受到中西各方的影响。在简略阐述他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之后,他又简略的对中国的古文论的特点做了描述,并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分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为八期,列专节的批评家九十三人5 。在体例上则专家、专著的论述与理论问题的论述交错进行。6 有研究对象性质的界定,有研究方法的选择,有总体规模的简略描述,有自己的体例,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了。


当然,与任何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粗糙、幼稚和缺点一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带着草创时期的特点。他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规模画了一个粗轮廓,没有展开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全书仅七万馀字,唐前即占三份之二。我们知道,宋以后的文论在数量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而篇幅仅占三份之一,其简略可知。例如,介绍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尚不足五百字;三袁、钟惺、谭元春的言论一条未引,只引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又如,晚唐诗格,数量不少,而陈书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可以说,陈先生此书,并未对古文论之资料做全面之搜集,只是粗列规模,点到为止。它的作用,是初步的奠基。进一步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先生。1931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一课程的讲稿在出版之前就在高校中流传。7 到1943年,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完成第三稿。”1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中提到的之外,又指出了《大纲》的另两个特点:一是参照西洋的学术对我国的古文论作阐释,观点更为明确;二是写入书中的文论家,都作了专题研究。由于有了专题研究的基础,因之也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准。8 在朱先生的《大纲》作为高校讲义流传之同时,郭绍虞先生也在清华与燕京讲授文学批评史;马鉴先生则于1936年在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史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下册因时局原因直至1947年才出版)。郭先生的《史》,洋洋七十馀万字,涉及的文学批评的面更为广阔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更明确的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期问题。他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段。他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期八段。第一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第一期又分为三段,即:周秦“文学”与学术不分,是广义“文学”的时期;两汉“文学”与“学术”开始区分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接近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时期。第二期又分隋唐与北宋两段。第三期则分南宋金元、明、清三段。9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整体面貌、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继郭先生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份,以后修改与续写,到1943年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出版。五十年代,又重新编订为两册,于1957年出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后来续写的第三册两宋部份,是罗先生辞世之后的1961年才出版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罗先生第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时,对罗先生的书的特点作了十分确切的概括,他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由于材料搜罗的宏富,也就拓宽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陈、郭两位先生还没有涉及的问题,罗先生涉及了。在体例上,罗先生也有所创新,罗先生自己说,他采用的是一种“综合体”的编写方法,“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之中的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在罗先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发展脉络,前后变化;也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各种批评的不同特点;还可以看到不同流派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大批评家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就是说,他的这部书的结构是多层交错的。可惜的是,罗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巨著,就过早的辞世了。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陈、朱、郭、罗四位先生当之无愧的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是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开拓者。这当是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同人的共识吧!与四位先生同时或先后而撰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还有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9年朱师维之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大体是一部按史的顺序以人或专著立章的专论;朱著全书仅六万馀字,范围从文学批评扩及文艺的其它领域,而以思潮为主;傅著则是以理论专题展开的,如在《绪论》中论“创作与批评”;在《本论》中论“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在《结论》中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方、朱、傅著各有特点,在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时期都起到了开阔视野,加深认识的作用。
应该说,从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到傅庚生等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成立了。以后在专题研究上不断得到拓展、深化,不断地提升其学术水平。但是,作为“史”,它的构架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的批评史著作,无论是拓展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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