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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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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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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古文论研究再次活跃起来。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有关古文论的座谈会，《纪要》刊于该刊1983年第1期。王元化先生在此次会上提出古文论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是对中国遗产的整理和继承，一是有助于我们考虑怎样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83年冬，研究目的再次被提出来。文化部长贺敬之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的文章，提出：
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促进我国社会
主义文艺的民族化，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
是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问
题，这是很好的。……我想在进行这次工作的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贯彻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求有利于社
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有助于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民族形式，并且
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有助于克服和抵制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
这几点我认为是应该明确的。30
徐中玉在《谈谈研究古代文论的作用》中，提出研究古文论应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他说：“以纯粹研究为高，以面向现实需要为与己无关，笼统的反对这种研究的现代化，缺乏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在研究中注意发展可以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我认为都不应被古代文论研究者以为可取。”31
继八十年初期这些看法之后，九十年代初有“话语转换”问题的提出，就是说，为了建立具有我国的民族特色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应该从我国的古代文论中引进话语，加以现代的转换。这一主张曾引起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认识，但渐后又渐归于沉寂，且也未见有付之实践者。这除了今古观念差异极大，要以反映古代观念之范畴，仅仅借助于“话语转换”就用之于现代完全变化了的现实，实无可能之外，或者还与缺乏可操作性有关。
其实，大陆近五十年来在古文论研究目的上反反复复的讨论，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古文论的研究要为今所用。每一次对古文论的重视，都从这个问题开始。这反映出一种急于建立我们自己的具有高度水准和高度影响力（用一些学者的话说，是“话语权力”）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强烈愿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无可非议的愿望。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把“为今所用”理解得过于简单、过于狭窄了。我们从过去走来，回首看看我们所走过的路，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于过去的忆念（人需要怀旧，民族同样需要怀旧。怀旧是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是一种爱的情怀），而且也是为了再往前走。继承文化遗产也如此，一方面是发现和热爱我们光辉的历史，一方面也是为了建设今天的具有更高水平的文化。但是这种继承，绝不是简单的把话语拿过来加以转换就能做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新文化的建设，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我们的观念里、行为里、习俗里，都有传统的影子，其中不少就是无形的，精华糟粕都有。我们解读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包含着把其中的优秀思想、美好情操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人格陶冶发挥作用。这种陶冶，大多也是无形的，不可能说那一篇作品，在什么地方起了作用。他是一种情操的无形传递，是日积月累。古代文论也一样，对于它的研究和解读，在于提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素养。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于古文论的特色的认知，就会和我们对于文化遗产中其它部份的了解融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思想里的“根”。这个“根”在适宜的土壤与气候里，会有萌发新的生命的一天。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创造适应今天社会需要的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不是简单的从古文论的话语里转换过来就能达到目的的。它需要对于今天的现实需求有明晰的理解，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实际了如指掌，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动向有确切的了解，有高度的理论素养。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以为是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有远大的眼光。它是一种建立在高度素养之上的创造，而不是一种简单技术操作。32 因此，我以为，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目的，我们无妨把它看得宽泛些。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基础的工作。古文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它可以有助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可以有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可以有助于其它学科如文学史、思潮史、士人心态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可以有助于今天，也可以有助于将来。从文化承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则弄清古文论的历史面貌本身，也可以说就是研究目的。33 百年研究，我想，我们能悟出的，首先恐怕就是这研究目的多元化吧！其实，这一问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并不存在。研究者研究中国古文论，就是研究古文论的具体问题，并没有人去费力的讨论如何用的问题。
四
二十世纪的古文论研究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不同的层面上来回答。就此一学科建立之时起所形成的基本构架说，它已经相当成熟，易于见到的批评与理论问题大多已经涉及，已涉及的问题的基本面貌大致已经清楚，理论的解读与阐释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有研究者说，此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再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离开现有的构架去观察，我们又会发现，到处都是研究的空白。因之有学者说，古文论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我们且把总的估价放到本文的最后去论述，我想先来说一些重要的而又是具体的成绩。
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的进展之一，当然是文献的整理、勾沉与训读。这一学科的文献既十分丰富，又零散而且界线模糊不清。有完整理论形态的古文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数量并不多。单篇的文论数量也不算大。数量较大的是诗话、词话一类著作。而更为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表述，是隐藏在四部文献的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大多片言只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为茶馀饭后，围炉夜话，一言半语，论文论诗；或原本在于论史论《子》，并非论文，而言论之间，偶涉修辞，可视为论文者；或为哲人睿思，意在经邦治国，而言语之间，于为文实具巨大之指导意义，可视作论文者；凡此种种，几乎可以说无代无之，无人无之。从如此丰富又如此丛杂之资料中，要来判断何人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观念如何，何代之文学思潮如何，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一种评点之学，于阅读诗文或者小说之时，偶有所感，圈点旁批，原无系统之考虑，而实具完整之观念，研究者要来推知此种完整之观念，当然会遇到极大之困难。这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搜集、整理、解读原始文献的问题。这一步做不好，一切皆成空中楼阁。34 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们最大的贡献，一是建立起学科的基本构架，一个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文献的工作。可以说，本学科成形初期的最基本的文献都是由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搜集、整理完成的。特别是罗先生，用力之勤，更是令人钦仰不已。永明声律说所收材料之多，在当时无人能及；对于诗格类材料的搜集整理，在当时也无人可比。35 披沙拣金，荜路蓝缕，奠基者们的工作较之后来者要艰巨得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古文论的重要著作都已经有了校注本，象《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校注本还不止一种。36 这类专著的文献考索大多做得很细，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文心》像范文澜注、杨明照《校注拾遗》；《诗品》像王叔珉《钟嵘诗品疏证》、曹旭《诗品集注》，都是用力甚勤之作。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在校注中阐释义理，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我以为其中的一些解释，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郭先生还有《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宋诗话辑佚》。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李壮鹰的《诗式校注》，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话校考》，也都是此一领域文献整理的很优秀的成果。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出版了一部份诗话；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十年代，齐鲁书社也出版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已出版的古文论大型丛书还有唐圭璋的《词话丛编》，王国昭的《词话类编》（台湾），台湾大学中文系已故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则是目前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两种。此两种诗话以人立目，除了收录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之外，还广为蒐辑其散见于诗文集、随笔、史书和类书等处的诗评、诗论。当然在一部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集录中，漏收在所难免；且由于参加辑录的人员较为庞杂，两书在校、点上错误颇多。但即使有这样的缺点，两书的编者，还是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陆续出版了徐中玉主编的大型古文论资料汇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分“通变编”、“艺术辩证法编”、“意境·典型·比兴编”、“神思·文质编”、“本源·教化编”、“文气·风骨编”、“情志·知音编”、和“才性编”。古文论文献的选本出版更多，两岸都有为高校提供教材之用的《古代文论选》，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诗话、文论选本。
古文论文献的搜集、整理值得重视的成就，是对于文献真伪的辨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影响较大的一例，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向无疑问。九十年代中叶，陈尚君、汪涌豪发表文章，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37 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一是明万历以前没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怀悦《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托名司空图以行世；二是《二十四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颇异其趣，其论诗倾向与司空图论诗杂著之论诗宗旨共同点也不多；三是《诗品》所写为江南景物，非司空图所处的王官谷所有。四是唐末论诗，未见有《二十四诗品》之此种表述形式。与这四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陈、汪二先生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古文论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司空《诗品》，不仅因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高度水准的论诗专著之一，向为学界所极端重视；而且还因为它的思想倾向与晚唐诗歌创作中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思潮相一致，如果它确非唐人所作，则不唯对于古文论的发展脉络须重新梳理，对于晚唐诗歌创作的走向也须重新加以解释，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记得陈、汪二位在新昌唐文学会议上提出此一问题时，我因故未能赴会，托吴在玉君在会上宣读书面发言，其中有“此说一出，石破天惊”之语。在那个简短的发言中，我还初步的提出了几点疑问。当时之所以说是“石破天惊”，就是因为此一问题牵涉过广，必将引起很大的震动。陈、汪的论文发表后，好几位著名学者表示同意；但也有怀疑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就此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同与质疑均有。张健认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提出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否定了《诗品》作者为怀悦的说法。他把《诗品》作者问题的焦点，归着到《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上。他提到明初赵撝谦曾引用过《一指》，远在怀悦之前。《一指》还有另一个本子明史潜校刊《新编名贤诗法》本，名《虞侍书诗法》。他认为元人虞集作《一指》包括《二十四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人所伪托。无论如何，张健是把《诗品》的作年，推进到元末明初了。38 与《诗品》作年有关，是苏軾是否见过《诗品》的问题。苏軾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提到司空图诗论时说“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此“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向无疑义。而陈、汪二先生则认为，所谓“二十四韵”，并非指《诗品》而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苏軾并未见过《诗品》。陈良运、王步高先生不同意此说。陈以为是指“韵外之致”的“韵”，高以为是指“风韵”之“韵”，均指《二十四诗品》而言。是否有二十四联诗？何以“不识其妙”？都还存在不同的解释，苏軾是否见过《诗品》，也就一时不易论定。关于第二个问题：《诗品》之思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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