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文化 >> 古代文学 >> 正文
男模成上世纪男色启蒙
二十五岁的爱情
西方画家笔下的几个世纪…
五行捷诀二十八星宿
二十四节气及物候
二十四香谱
读易经感悟 21世纪必须…
自立的资本(二十)
自立的资本(二十一)
自立的资本(二十二)
最新热门    
 
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时间:2009-8-8 16:59:20  来源:不详
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论诗杂著之诗歌主张是否一致的问题。汪涌豪先生认为,司空图的立身以儒家思想为基调,而《诗品》的思想基础则是道家;司空图论诗主韵味,另有其渊源,与道、释思想无涉;而《诗品》却表现为明显的道家倾向。而且,司空诗论,与《诗品》在理论形态上也有区别。39 此一点也有不同看法。张少康先生认为,司空思想与其诗作,既有与《诗品》不尽相同处,但也有相同处,不能仅从异的一面论定。40 至于理论形态异趣之说,也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理论形态异趣,其实指的是理论内涵是否相同。在《诗品》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诗品》以描述的形式表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诗歌主张,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关于《诗品》描写的景物为江南所特有的问题。我在新昌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已列举元代诸多游王官谷的诗文所写景物与《诗品》一致,不存在因景物描写而证《诗品》非司空所作。第四关于唐末无以四言诗论诗的问题。江照斌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唐人常用四言描述的形式论书论画论文论诗论人论修禅的方法,《诗品》的论诗形式,与晚唐人的习惯完全一致。41 在关于《诗品》作者的争论中,同意陈、汪之说者,还有不少的补充,如说以“雄浑”范畴论诗,乃宋以后的事;42 有说宋以前无以“品”论体者,其时之所谓“品”,乃指等级而言;有说署名南宋人王唏的《林湖遗稿序》虽提到“二十四品”,但该序显系伪作,不足以为证者。43而怀疑陈、汪之说者,也还有不少的文章。44 直到最近,还有这方面的论文问世,如从《诗品》的用韵与司空诗作用韵相一致而证《诗品》确为司空所作;45 从文献的考察论不能轻易否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等等。46 也有一些学者,持存疑的态度,即现存史料,既不能完全证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也不能完全证定其非司空图所作,只能存疑。47


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结论,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除非有新的材料的发现,恐怕也不可能有结论。在没有结论之前,按习惯的处理方法,仍系于司空图名下为好。不过,这次的讨论,却为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陈、汪二先生力证向无疑义的《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确实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疑点。古文论中需要加以辨析的文献还有不少,如《礼记·乐记》、《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序》等等,诗话的问题多多。认真对待文献的真伪应该是古文论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的工作。忽略文献而空谈理论,解决不了古文论的正确解读与评价问题。但此次讨论,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文献的考辨中如何掌握好分寸感。所谓分寸感,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证有易而证无难,这是从事文献工作的常识。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也就只能说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值得怀疑,如此而已,并不能证明其未曾存在过。文献的流传,情况异常复杂。即以司空图来说,崎岖于战乱之间,成书之后,或者传本不多,或者毁于战火,偶有一本在数百年之后出现,也非绝不可能。何况,宋、元人是否见过《诗品》,也还难以定论。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自身加以辨析,应是一种提供证据的方法。不过在理论辨析时,也还是存在一个分寸感的问题。人是复杂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即以司空图来说,说他立身依据的是儒家思想,而他的《诗品》表现的是道家倾向,两者异趣。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司空图的思想儒、释、道都有,即使他仅有儒家思想,也难以证明他就不可能写出《诗品》。在古人那里,人生信仰与生活情趣往往有差别。思想上信奉儒家,生活情趣无妨是道、释。司空图诗中的道、释趣味就十分明显。此种道、释情趣,正是《诗品》所追求的诗趣;也是当时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诗歌思潮的反映。强指其不能同一,恐怕是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无论是考证还是思辨,都应该力求准确,李庆在他的文章的结尾中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好。他说:“通过讨论,我想,对于提高大家的考证思辨水平有所帮助。要求我们在论证时,更加用词准确,逻辑严密,推论正确。在科学的研究中,任何以舆论为根据喧哗,任何夸大其词的鼓吹,都无济于事,真正有力量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这次讨论,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在此次的讨论中,曾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汪二位先生否定了司空图的《诗品》著作权,“让有些人感情上难过,思想上难通。”有的青年学者信以为真,还把这类流言写进文章。48 这就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争个人话语权力的无聊的问题,是不可取的。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除了文献的搜集整理取得很大的成就之外,对于文论史上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了。
例如,对儒家的文学观念、文学主张和由之而引起的种种文学思潮的理解与评价。儒家文学观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主张,当然是诗教说。诗教说百年来探讨最多的,恐怕要数诗言志、六诗六义说和诗《序》的一些问题了。诗《序》的问题涉及作者、大小《序》之分诸端,历来聚讼纷纭。作者问题,自汉至晋宋间,原有子夏与卫宏二说。至宋人始异说纷呈,大抵不信子夏作《诗序》之旧说。清人一反宋学,复提《序》出子夏。其间又引申旁出,诸说不可胜记。四库馆臣归纳概括,举出十一说,而称“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四库馆臣间接的否定了《序》出子夏的说法,只是说出在毛苌之前。但前到什么时候,并未限定。即使这样一个有弹性的论断,近百年来也并未能为研究者所普遍接受。1913年廖平写了《论诗序》,重提诗《序》问题。此一问题遂又成为反复论争之一焦点。1923年郑振铎作《读〈诗序〉》,认为《诗序》之作,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之前,它必是后汉的产物。49 1930年顾颉刚作《〈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50 更认定为卫宏所作。吕思勉1934年作《诗序》,51 认为“《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实为出于《毛传》以后之确证。其文平近谐婉,且不类西汉人作,更无论先秦矣。……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几位批评史的奠基者,说亦近是。郭绍虞认为《诗大序》不外袭用周秦旧说,《小序》则为汉人所作。所谓“袭用周秦旧说”,当然是说虽为汉人所定,然亦源自周秦。不过郭先生在他主编的《文论选》中,《毛诗序》则是归入汉代的。罗根泽则断然标明《卫宏毛诗序》。后来刘大杰、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先生的文学批评史,也都根据这些说法,把《诗大序》归入汉代的文学批评中。高葆光1965、1967年先后发表《〈毛诗序〉再检讨》、《三论〈毛诗序〉》,证《毛诗序》确为卫宏所作。52但本世纪也还有主子夏说者,如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提出大《序》子夏作,小《序》首句即使非子夏作,亦必出于毛公以前甚或子夏以前之“古序”,其下申续之辞为毛公或毛公后人所作。六十年代,子展先生的门人陈湛诠在香港学海书楼讲《卜子夏毛诗序》,广征博引,认定《序》为子夏所作而无疑。53 1982年,苏文擢先生的高足朱冠华发表《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问题》亦证成此说。在作时上与此说相近的,有汪春泓的主张。他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和《毛诗序》的同异,认为:《乐记》当早出于《乐论》,“而《毛诗序》与《乐记》内在义理倾向颇为一致,其学能存古义,其来历也当早出于《乐论》。”54 与上二类说法不同,取诸前说而折中发挥之,如陈允吉先生,他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论其大概,《序》首二语,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于西汉末年平帝时《毛诗》立于学官之前,今所见《毛诗序》基本规模,大抵已具。”他认为:“卫宏所作之《毛诗序》,当为另一篇,已在南北朝后期亡佚,与现存郑玄所笺之《毛诗序》无关。”55 从目前各家论述所举证据看,《诗序》作者子夏说、毛公说、卫宏说都存在难以说通之处,如无新的材料的发现,一时恐难成立。《诗》之用与《诗》之承传,离不开序,《序》之作,当始于其用与承传之时,然中间容或有变异。最早之《序》究为何种之面貌,已不得而知。今所见之《序》,非一人一时之作,似于理可通。因之不论今所见之《序》定于何人之手,《序》中包含有秦前材料,可能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这一点关乎古文论史的编写,哪些应归入秦前,哪些应归入汉后,实有待进一步之辨析。与《序》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六诗和六义说。《周礼·春官·大师》称“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毛诗序》则称诗六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对于六诗和六义的解释,自郑玄起,就夹缠不清。他似乎是把“六诗”和“六义”等同起来,把它们都当作诗体;56 但又似乎是把比、赋、兴当作诗的表现方法。57 到刘勰,已经把比、兴作为方法来论述了。58 明确将“六诗”分成三体三用的是唐人孔颖达。59 但同是唐人的贾公彦,却认为六诗皆体。60 究系三体三用,还是六诗皆体,以后就一直没有明确过。而正确的解读,对了解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特点来说,却至关重要。特别是对赋、比、兴的解读,不仅关系到对其原始义的的理解,实也关联到对于以后诗歌理论批评的认识,因为在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赋、比、兴一直处于核心的理论范畴之列。如果认为六诗皆体,那么就应该从功用上来理解早期的诗歌观念;如果赋、比、兴是诗之用,那么就应该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早期的诗歌观念;如果先是体,后是用,那么就应该把前后分开说明诗歌观念是如何发展的。或者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近百年来,学者们下了很大的功夫,穷其究竟,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章太炎讲六诗皆体,但已指出作为诗体的兴与《毛诗序》的兴的不同。61 郭绍虞进一步发展,指出“关键就在‘六诗’与‘六义’的区别。讲‘六诗’,祗能指诗体;讲‘六义’,就可以兼讲体和用。”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六诗”与“六义”是不同的概念。当然他和章太炎一样,也认为六诗皆体,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差别,只在于合乐与不合乐。62 章必功则提出“六诗”皆用说,认为“六诗”是诗歌教学的纲领,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教授的内容由低到高的过程。63 对此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的,是王昆吾。他明确论证了“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史诗的唱诵和乐舞。其中风与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与兴是用歌唱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歌与和歌;雅和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和舞歌。他还详细论述了从“六诗”到“六义”的演变过程及其成因。64 看来“六诗”和“六义”的区别及其演变的脉络是清晰可见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1986年,周策纵出版了他的《古巫医与六诗考》,他认为“六诗”中风、赋、比、兴与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雅、颂则和古巫的工作相关。他是把“六诗”推原到更早的阶段去解释了,早到可以说与诗之创作相关。65 与之相似的是赵霈林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他从原始兴象的产生与宗教观念的关系,到兴义的规范,作了大量的论证,说明兴义的演变过程。66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此一问题的复杂性。从文学观念的演变考察,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六诗”中是否遗存有诗的创作之初(献诗或者所采之诗的创作之初)的原始义;二是诗教和诗之用(典礼用诗与外交场合用诗)的含义;三是“六义”的概念。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脉络如何,似乎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来说明。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特别是其中的赋、比、兴)在作诗法上可能还有某些重合。这些重合被后人囫囵为作诗法,如把“兴”解成“兴发感动”之类,并且用于解释后来的诗评,作诗法遂逐步成为赋、比、兴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