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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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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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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文体演变进化、不可停滞倒退的观念，以扭转盲目复古的颓风。他的选录方针是
“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
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胜”。焦循的观点曾引起现代许多文
学史家的共鸣，他们在课堂上和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发挥焦循的观点，胡小石更赞誉
焦循的论述为“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
可是，任何观念和理论，即使它是进步的、正确的，也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不
可将其推衍过份。如将“一代有一代之胜”观念用于编选代表一家之言的文学作品
集，当然可以有意突出某些方面，而舍弃某些方面，哪怕有点偏颇，也无伤大雅。
至于在这一观念指引下，把目光投注于历来为正统文人所轻、而实际上极富生命力
的后起文学样式，对文学史研究自然更有积极意义。然而，当这一观念与西方文论
的纯文学观相应相激并被过份强调地用于文学史教学和编写中时，就不免出现问题，那就是往往不能全面、历史地对等文学史现象，把客观地著史与率性地选文相混，抓了“红花”而丢了其他色彩的花朵和“绿叶”，也可以说是脱离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把中国人对文学物质的传统看法（虽然泛杂却仍有不少合理因素）搁置一边，以“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作为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使大量有用的、应该注意的文学史料被舍弃，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也造成了因将历史现代化而推动或削弱科学性的弊病。本文上面提到的几部文学史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再举一例。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是一部观念现代、资料充实、学术水平较高的文学史，作者刻意创新，在取材和立论上特以“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为宗旨，但有些地方显然做过了头。他们认为，自词兴起，传统的齐言诗歌就衰颓了，是词代表着诗史；而自曲兴起，词就衰颓了，代表诗史的便只能是曲。所以他们的诗史不写唐以后的诗，也不写宋以后的词，把这些都一笔抹煞了。这样的做法，从突出“一代之胜”来说可谓坚决有力，但从反映文学史全貌、反映文体演变途程中的曲折和波澜而言，则缺陷甚为明显。有些本不该遗忘的，如明清诗歌，特别是号称“中兴”的清词，也一刀割去，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不妥。
但是，文学观由泛趋纯，文学史观强调“一代有一代之胜”，从三、四十年代
到五、六十年代，都应算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学术思潮，文学史家们朝这个时兴的
方向靠拢无可厚非。我们要指出的，只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偏向和
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在将许多原先不受重视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和历代的通俗
文学、民间文学──一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请进文学史殿堂的同时，却把
不少很有特色的传统文学样式驱逐出了文学史，理由则是按时兴观点看，它们是“
非文学”或“已衰亡”而已。这种不同文体和它们的代表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升
沉，使中国文学史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方面看，文学史是大大地丰富了，而
另一方面，它又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这一文学史范型的优越和不足之处，在这
一阶段的多数文学史著作，包括著名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
国文学发展史》和六十年代两部集体编著的文学史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它首先波及到大学教育，因为文学史本是大学
中文系的一门主课。课程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渐渐地，文学史的讲授由向“一代之
胜”倾斜，变为基本上只讲那“一代之胜”。有的地方甚至将文学史和作品选相混
同，给学生讲了些“点”，却很少涉及“线”和“面”。于是，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多时候难以对应。按时兴的文学观看，古代文章真正够得上所谓“纯文学”标准的，不算很多，像许多赋、骈文和应用性或游戏性的文章，因为各自的原因（所谓非文学、已衰亡等），似乎都应予剔除或不值一讲。大学教育如此，文学研究也必被波及。古典文学研究中热门、冷门和某些空白点的造成，虽不能说这是全部原因，但却关系非浅。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
具体到唐五代文学史，在这一阶段的出版特中，诗歌当然是热门和重头戏，传
奇小说和通俗文学也开始受到青睐，这都没错；但赋和许多类型的骈散文章，特别
是在唐代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曾受到重视并发挥过作用的实用性文章，如试策文、判
文以及某些表状笺启、诏敕制诰之类，则被不同程度地冷落，不但很少有专门的论
著，甚至在文学史中根本不提。这里就发生几个问题。第一，上述诸种文章，在唐
人心目中都是文学，而且是很重要的文学，如果不是用形象、典型、细节之类所谓
纯文学的要素作为绝对标准，那么不可否认它们往往也表现着某种感情，而在文字、修辞、韵律、典实的运用上也创造出了美，它们往往既实用又令人产生美感，唐人因此而看重它们。我们写文学史，当然不能没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可是，是不是就可以对当时人的文学观念完全不顾呢？如果史实与现行理论发生矛盾扞格，我们是应该无视甚至揉搓史实使之套进理论呢，还是应该修正理论去更好地概括史实呢？第二，唐代有许多文学家是写作上的多面手，既写了许多诗，也写了许多其他体裁的文章，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元稹、白居易等，文学史如果只谈他们的诗歌成就，是否有失片面呢？还有一些人，在唐朝颇负文名，如苏逖、李峤、张頲、孙逖、贾至、常衮、权德舆、李德裕等，可是他们所写的主要是文章，而且往往应用色彩很浓，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不小，今天看来也并非绝无美学价值，文学史上却仍不提他们，这是否合理呢？第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素有关，文学的发展也表现为诸多文体的互相作用和兴衰升沉，文学史的职责是全面描述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以构筑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同时努力探索其动因和规律，以揭示或阐明某种思想，而绝不能仅仅是像文学选本那样以推介“一代之胜”为满足。“一代有一代之胜”说，即使是真理，也只具相对的真理性，焦循本只想据此编作品选，王国维则是据此为戏曲力争地位，倘便以此说为据处理全部文学史事实，是否足以对错综复杂的文体升沉和作家创作现象作出全面、合理、科学的概括，又是否会突显了主干而芟夷了枝条，结果使二者相伤而不能相彰呢？
在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走向精确纯粹的同时，出现了某些狭隘化和削足适履的现象；文学史范型具备了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但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亟待调整和纠正。本阶段的情况大致如此。
第三个阶段，可从八十年代算起。中国学术界对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的反思，与汹涌而来的以批判现代主义为主调 的西方新思潮相呼应，日益感到了前一个阶段文学史研究的缺陷，于是，一种新的、相反的趋势出现了。
文学史家们觉得，因对文学特性认识加深、对文学范围界定变得精确，而将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划定为文学的主要载体，这固然应该肯定，但因此像前一阶
段那样把许多传统文学样式和作家，简单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却并不可取。站在中
国文学的本位之上，我们不应该无视古人的文学观（事实上，它也是随时代而变化
的），更不可削中国文学史实之足以适西方“纯文学”观念之履。于是，建立一种
新型的“大文学史观”，便成了时代的要求。
新的大文学史观与第一阶段以庞杂混沌为特色的传统大文学史观念不同，它是
反思数十年文学研究现代化历程后所获得的理论自觉，表面看来似有某种“回归”
色彩，但实际上是文学观念和研究经验经由“否定之否定”之路螺旋式上升的结
果。这种新的大文学史观是现代通行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自然发展和科学修正，二
者在基本点上并无根本冲突，但它同时主张充分尊重各个时代人们所持的文学观，
尊重他们对文学范畴的界定，全面、辩证地对待一切文学史现象，对待一切可以搜
寻的文学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并有所建树的文学文体。所以，
那些曾被前一阶段文学史舍弃的文体和它们的代表作家，应该被视为每个时代文学
史的一部分，参与到文学史流变之中，并恢复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此外，这
种大文学史观还认为，“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
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
“要深入到创作主体丰富而又活跃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的开启，将大大开拓
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这种大文学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宏通开阔，是对大文化背景
的宏观和对心灵世界的微观的良好结合，是对学科交叉互渗研究方法的重视。不难
看出，它的出现，与八十年代中期对文学史宏观研究的大讨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大”与“宏观”，提法虽不尽同，但思路相通，而且具体主张也是相应相辅
的。宏观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也好，大文学史观的提倡也好，都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
化进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产物，又对新的文学史范型之产生有推动作用。
应该说，这种大文学史观的提倡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不少研究实绩。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国家项目，最初就称为“大
文学史”。这里的“大”，不仅是指其规模与篇幅，尤其是指书写的范围和观照的
视野。所以，尽管后来正式出书时并没能采用这个名称，学界同人谈起此书，却仍
习惯地称其为“大文学史”。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已出版了六种八册。文学所的
工作并不寂寞，如吉林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赵明等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
《两汉大文学史》。另外，陈伯海先生与笔者共同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七
种），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书”（一辑五种），还有许多采用学科交叉
方法而程度不同地运用这种新的大文学史观书写的文学史类著作，当然也在实绩之
列。有些并未以“大”作标榜的文学史力作，如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如乔力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十五种）等，也是这一时代性学术思潮中的同志。而本文下面要着重评论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则是近期出版的体现这一思潮的卓越代表。而且我相信，在新世纪里，这一范型还将因更多样化的文学史实践而走向成熟。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由傅璇琮先生主编，由陶敏、吴在庆、贾晋华、李一飞
等先生合力完成，共四大卷，二百五十万字。傅先生不但是新型大文学史观的热心
提倡者，而且是长期自觉而踏实的身体力行者。他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从文学艺
术的整体出发”来研究文学史的学术构想，在该书《自序》中又再次申说。依我看，他的这种探索也就确立和实践大文学史观的过程。为了贯彻这种大文学史观，他作过多方面的努力，在他的一系列论文和《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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