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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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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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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里，在他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和《唐才子传校笺》中，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这种努力。而编年体史书是他经过多年的思考、探索后找到的、也许是贯彻这种大文学史观最适宜的一种形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部煌煌四巨册的著作有个一眼可见的特点：其内容的构成大不同于一般流行
的文学史，没有那些文学史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分析性、评价性、议论性文字，而
完全是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按年月编排而成，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这部书全都
是“乾货”、“实料”，而杜绝了任何空言。由于方法不同，部头又大，所以它所
涉及的唐五代文学人物、作品、事件和相关问题，是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同类的断代
文学史所无法相比的。主编《自序》谈到此书的写作过程，是首先把唐五代数百位
作家的行踪搞清楚，然后将一个个作家的个人年谱、交游情况、作品系年加以综合
排列，而在具体编写时，则是“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
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
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的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
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地编排”，从而形成一幅具有
“立体交叉”效果的唐五代文学发展演变的活动图卷。这部文学史的内容的异常丰
富性，正因为如此而有了保证。
以编年的方式著史，上承我国传统编年体史书（如《左传》、《通鉴》）的深
厚传统，但在具体操作时有所变通，是“采取一种纲和目互见互联的办法，先用概
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有时还另引资料
对事实作必要补充。纲用黑体字印出，叙述和论证则用宋体字。《唐五代文学编年
史》的形成似乎更像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大书以提要者为纲，分注以备言者为
目，纲如经，目如传”的体例，不妨称之为“纲目体”文学史。要说明的是，前人
的纲目体史书，一般都是“再创作”，即以某种大型史书（如《资治通鉴》）为蓝
本，加以简择提炼而成，不但资料，甚至连文字都是现成的。但《唐五代文学编年
史》却是一部原创的、填补空白的作品。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唐代作家的年谱之
类）可资借鉴，但就全书的史文而言，却是完全无所依停的。尤其是晚唐和五代文
学，一向研究薄弱，史料零散，能够按年按月、按王朝和国家眉目清晰地编排成现
在这样，更是不易。
这部纲目体文学史不同于眼下通行的章节体文学史之处，一是突出资料性，二
是强调实证性，而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长，主编傅先生因此谦称此书只能算
是一种“长编”。其实，这种编写方法不但在技术上有它特殊的难度，而且其范型
意义更在于它贯穿着一种明白通达而又更为现代和科学的思想观念作为全书的灵魂
和轴心。否则，它就既不能做到“大”和“宏观”，又难免在浩如烟海而又纷乱无
序的文学史料中，迷失方向，在究竟选择何者入书，以何为纲，以何为目等问题上
出纰漏，不可能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甚至会因贪多务得、检择和裁剪不当而
把文学史做成一篇鸡零狗碎的豆腐帐。《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在资料的丰富和实证
的严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杰出，但仅从这个方面肯定其著者们的功力，是不够
的。我以为，应该格外重视、予以拈出并给以高度评价的，还是贯穿于全书的那种
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是它那反映着当代思潮的文学史范型意义。
透过本书的严谨叙述，我们看到，体现于这部书中的文学观，确实有异于数十
年来颇见风行、直至时下仍然很有势力而实乃深受西方文论拘囿的所谓纯文学观。
它是一种既具有现代科学气息而又更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大文学观；相应的，它也
就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时下一般文学史著的、视野远为宏通开阔的大文学史观。本书
内容的高度丰富性，正是由这种大文学史观必然带来的结果，也可以说，文学观若
要“大”而不空，本来就需要由这种丰富性来支撑。为比较具体地了解本书与一般
文学史书的这个重要不同之处，不妨对其试作抽样调查。且以贞观元年（６２７年）为例，作一些分析。
唐太宗贞观元年的文学，从正月到八月，列出了五条纲，另有十四条虽在本年
而月份不明，二者合计，总共十九条。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
僧法琳与慧静唱和；陈子良为相如县令，作《祭司马相如文》；玄奘西行求法；太
宗作《秋日》诗，袁朗有和作；上官仪等进士登第；谢偃对策及第；褚亮为弘文馆
学士；许敬宗为著作郎，与太宗唱和；李百药为中书舍人；隋遗臣刘子翼不应诏；
于阗国画工殿迟乙僧到长安；窦德明为常州刺史，与僧唱和；著《经典释文》、《
老子疏》的陆德明去世；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郎等卒，皆有集。
时在唐建国之初，这是文学史上比较平淡的一年。但编年史文写进了二十位与
文学有关的人物，其中太宗是皇帝，袁朗、上官仪、谢偃、许敬宗是臣僚，法琳、
玄奘是和尚，陆德明是经学和文字学家，殿迟乙僧则是外籍的艺术家，大部分是一
般文学史所不予论述，甚至标本不提及的。史文叙述的一些事情，除演出《秦王破
阵乐》外，绝大部分也不见于一般的文学史。可知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有关资料，在
许多文学史家眼中，是算不上什么史料的。但在大文学史观的烛照下，它们却获得
了一定的价值。事实是，由于叙述了这些人物的活动，唐初文学的历史氛围才不复
空洞，才由于细节的显现而变得可闻可见。从弘文馆人员的充实、诗歌的君臣同唱
、大型音乐的创制、境外绘画人才的引进，我们看到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文艺圈在形
成之中，这在唐代文学史上是一件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而《祭司马相如文》、谢
偃因对策而及第、陆德明著作、几位诗僧以及玄奘出行的入史，则向读者昭示了大
文学史观的宏通，既说明编者心目中的“唐代文学”范围有多宽广（祭文、试策文
皆属文学，与文学有关的学术著作也应留意），也为此后的叙述埋下了伏笔，如关
于玄奘，不但于他本人的译经事业此后尚有多次记载，还记述了唐太宗父子分别为
他所译经论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这是两篇很著名的骈
文作品，后经欧阳询书写并勒石于雁塔，释怀仁又集王羲之行书以上石成贴，文以
书传，流传更广，读者既可借以了解唐时佛教的盛行，又可一睹二帝的文章风采，
但从一般文学史却无从知晓。《编年史》对此记上一笔，便使文学史更显丰满。
作为史书，人和人的活动自然是其构成的最大要素。《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正
是如此。人──与当时文学发生不同因缘和瓜葛的唐人及其有关活动、活动的成果
，是本书记述的重点。编者持大文学史观，眼光笼罩现存全部唐代文献，因此，凡
新、旧《唐书》、五代史志上提到的文学人物，凡《全唐诗》、《全唐文》和各家
别集中可以编年的作品及其作者，自然都在著录之列；有关史料，如《册府元龟》、《唐会要》、《登科记考》、众多的唐宋史料笔记、敦煌遗书和金石碑志，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其他各种类书乃至某些小说中提及的唐代文学史实，经考辨后也大量予以采择。至于历代、特别是今人的研究成果（从作家年谱、诗文系年到文集笺释等等），凡有关唐代作家作品而又可据以编年的，当然更是尽量收入。这样，全书就成为一个经纬细密的知识网络，综览之，可见唐五代三百五、六十年间文学嬗变演进之迹；利用书后的人名索引，则不但能极方便地看出一位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尤其宝贵的是，能通过一系列作家们的经历际遇、游从交往和诗文创作，构建出一幅立体交叉而又活动的时代文学图景。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不同于我们以往熟悉的文学史模式，它不仅仅是一堆被
文字凝固下来的知识，作为知识体系，它客观性强而很少主观构建的痕迹，它不直
接给读者提供结论式的断语，也不标榜自己在探索文学发展规律，它只是在一种宏
通而又深刻的文学史观指导下，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具体生动地展示有关的文学史细
节、画面和素材，提供有关的原始材料，而让每一读者都有可能从琐角度去发现新
问题，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前面我们只是举出贞观元年的史
文，就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如果能够多看几年，或者前后对应着看，收获当然更
多。
以元和年间为例，这是唐朝在安史之乱的打击后，政治上重新走向稳定的“中
兴”时期，也是唐代文学可媲美于盛唐的第二个高峰。从《编年史》我们可以看到，与当时的政治态势相呼应，从元和初年起，长安、洛阳已形成两大文学中心，许多重要诗人作家，一方面在这里应举求仕，一方面从事文学活动，而文坛领导和核心的地位，已由一代文宗武元衡、权德舆向方值盛年的白居易、元稹和韩愈转移。元和之初，元、白多在朝中或长安附近（如周至、昭应）为官，韩愈从江陵调回后，一度担任国子博士，但不久就因避谗谤而分司东都，此后虽也偶尔往来京洛，但真正回长安定居要到元和六年（８１１）由河南令改职方郎中之后。这数年间正是元、白和韩愈创作的旺盛期，许多重要作品都写于这几年。如元、白为应制举共同撰拟的《策林》七十五篇，白居易与友人游周至仙游寺话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后所作的《长恨歌》，著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诗等，均是此时所写。在元、白周围聚集了一批新乐府诗人，如李绅、唐衢、邓鲂等。同时，以排律次韵唱和的“元和体”，也在此时形成，并大为风靡。而在洛阳，韩愈与他的诗友文侣孟郊、张籍、李贺、卢仝、刘叉、李翱、皇甫湜此时也很活跃，或联句，或酬唱，来往频繁，声气互通，俨然形成一个以险怪为特色的流派。韩愈的一些重要文学观点，如“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集序》），也是在这几年中提出的。另外还有不少重要作家，这段时间里也从各地来到长安或洛阳，有的则往来于二地之间，并同元、白、韩愈产生深浅不同的关系，如李益、鲍溶、贾岛等等。
这两个以文学思想和风格相近而自然形成的文学群体，一个实际上发起了以诗
歌服务政治现实的新乐府运动，一个则推动着以儒学复古和文章体制改革为主旨的
古文运动，而且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有联系，有呼应，并不是隔绝的。这一点，以
前甚少注意，在《编年史》中却显得很清楚。如韩愈作《荐土》诗论孟郊，其主旨
实与元、白之创作思想相通。张籍本是韩愈诗友，亦积极作新乐府诗，且与白居易
效甚密。李贺诗风近昌黎，亦与韩愈较亲近，然他也是新乐府诗的一位佼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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