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对我有极特殊、极重大的意义。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说起这份报，周汝昌感慨万千。

    那时，35岁的周汝昌执教于四川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当时正值全国院校大调整，他是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赴川青年教师中经调整后留下的唯一一位，清逸出众，很受瞩目。

    谁也不知道，有一部“惊世之作”，将在这位忙碌的教员手中诞生。

    1953年初秋，《红楼梦新证》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出版了。一问世，却掀起了意想不到的波涛。当时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刚刚进入学术复建期，似这样皇皇四十万言的大书本就不多，更何况研究的是《红楼梦》——这部当时尚被视为“哥哥妹妹调情”之作的书，周汝昌却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但丁[注: 但丁但丁（1265－1321）是欧洲由中世纪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那个时期的文学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　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神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大加赞赏，自然激起了一片惊异之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