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图会议之后，侯先生又组织领导编辑组展开对初稿的全面修订和增补工作。为解决文献或传说中关于历史地理上的疑难问题，例如重要地名的定位、沼泽湖泊的变迁、古今河流的改道等，侯先生亲自出马，率领我们大范围地、普遍性地进行田野考察。在两三年间，考察了五十余次，行程共约五千余公里。所到地区除北京外，还到过临近的天津市、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计有35个县区。主要交通工具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提供的一辆吉普车。在这些活动中，我总是受到侯先生的关照和指导，也受到其他编委和组员的帮助。为把我所分担的《秦》和《西汉》两幅地图画好，我反复阅读《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的有关记载和近现代学者杨守敬[注: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今枝城）人。同治间举人。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和近代大藏书家。]、谭其骧等的有关图幅，对照田野所见，落实或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我于1984年在侯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创刊号）上发表的《从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故城》及在《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2期上发表的《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等文，就是我在这时为研究秦汉时期[注: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而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结合的点滴体会。
《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是于1986年下半年出版的。此后，我还应邀参加了有关第二集、第三集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和讨论。后来侯先生年老多病，不能主持工作，但我仍与当年编辑组的同事及他的学生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总之，40年来，我对历史地理专业虽谈不到登堂入室，但我自感研究史学的眼界扩大了许多。例如我后来写成的《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1995年12月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三卷）、《应劭“汉改邮为置”说辩证》（1996年12月在台湾简牍学会学术会议上的报告，2000年8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文，都得益于侯先生的栽培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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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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