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孟子不以兵家[注: 兵家，古时研究军事问题的学派，指军事家或用兵的人。如：胜败兵家常事，兵家必争之地。-bingjia]名世，除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段名言，较少谈论军事，甚至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认为那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行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孟子无法回避现实的战争问题，系列言谈，显示出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把握，他那表面上迂阔实际上一针见血的战争观，远远超越了包括孙子在内的所有先秦兵家。

    首先，孟子对战争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但在孟子前后，没有一个军事家[注: 具有对军事活动实施正确指引或是擅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的实施的人。一般能被称为军事家者多为军队最高统帅或高级将领,笼统的概括，战略家、战术家和军事理论家都可成为军事家。]明白无误地揭示这一点。孙子对军事规律的把握，超过其他军事家，但对战争的本质，却没有深刻的认识，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具有浓厚的单纯军事色彩。从这种观点出发，孙子认定“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与孙子不同，司马穰苴初步意识到战争的本质属性：“古者以仁为本”、“大善用本，其次用末”；相对于孙子“道天地将法”的兵家“五事”，司马穰苴的兵家“五虑”即“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单纯军事观点的色彩已淡化了许多。吴起又进一步，指出“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尉缭子更进一步，两次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外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然而无论是司马还是吴起尉缭，都没有戳破那层“纸”。孟子则不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将“政”与“兵”直接紧密联系起来，孟子实际上已经点明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战争都可以看作政治行为”这样一个命题。这比克劳塞维茨早了2000多年。

    其次，孟子将战争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孟子认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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