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而王，莫之能御”，那么“仁政”该怎样推行呢？对此孟子同样清醒，他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注: 不讲法制治国，不讲道义，残暴专政，滥杀无辜，是指专横跋扈的国家统治者。专制无道的君主，残酷地或野蛮地行使专制权力的统治者。]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定，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十税其一、每年“使民不过三日”的井田制[注: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使民众有一点维持生计的“恒产”；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孟子认为，“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将战争与地租与工商税务一同考量，非管仲商鞅诸人所能及。显然，孟子的思路十分清晰：战争是政治的体现，政治的根本在于土地等经济制度；战力的生成，原在于土地分配和工商管理当中，不是临阵磨刀。这种根本性的把握，兵家不曾有过。
再次，孟子指出了战争伟力所在——民众。孟子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孙子说过，“令民与上同意”是战争获胜的条件；吴起说过，用兵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但在孙吴看来，民众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亲近他们的目的是驱使他们；但孟子并非如此，他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开疆拓土，威服诸侯，而是吊民伐罪，所谓“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如果战争不能使民众“避水火”，而是“水益深、火益热”，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更是“罪不容于死”。
然而，孟子的上述观点，长期一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孟子迂阔，还是世人浅陋？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孙子作为吴王阖闾[注: 阖闾（－前496年）（hé lǘ，读音同“何驴”），或作阖庐、盖庐，姬姓，名光。春秋时吴国第24任君主，前514年～前496年在位。]的主将，曾经创造辉煌的战绩，“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然而当吴军强盛之际，楚国[注: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大臣子西却尖锐地指出吴国“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结果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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