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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建议暂时收藏在宫里，别让这种伪物流传民间。明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仅赏赐进玺的毛志学银子五，算是鼓励他的积极性，报告的都御史熊翀并无任何赏赐。结果，本想凭此事邀功讨赏的一众官员人等，全都讨了个没趣。
《清史稿》载，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获得历代传国玉玺，加之又刚收服了察哈尔全部，以为吉兆，遂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当然，这方所谓的历代传国玉玺，就连他的后代子孙也不相信是真的，乾隆后来就亲自鉴定为仿刻的赝品。康熙四年，江南总督郎廷佐报告，溧阳县农民顾起龙等人掘得一方玉玺，上书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郎廷佐派了三名笔帖式将玉玺送到京城。雍正或许是对这种骗局已深感厌烦，连组织人员鉴定的程序都免了，只是让人把玉玺收藏到内库，另赏赐献玺的顾起龙银子五十，三名护送玉玺进京的笔帖式各赐马一匹。后来，松江又有渔户声称打渔时网得玉玺，为双夔龙纽碧玉印，上面还没有刻字，提督高其位派人送到京城，雍正也是赐四团龙补服一袭打发了他。乾隆三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报告，在疏浚宝应河时掘得一方玉玺，模样古拙可爱，与元代《南村辍耕录》里记载的玉玺形制颇为吻合。乾隆收到呈送上来的玉玺，一眼就认定是仿刻伪造的，将之贮藏在内库，作为古玩玩赏。
明清两代的皇帝之所以对进玺失去兴趣，并不是他们人特别聪明，而是之前已有过太多的伪造玉玺欺君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很清楚，若是贸然听之信之，很有可能贻笑后人。加上明清两代都极力地强化君主独裁，树立绝对的皇权，处于这种高压统治之下，皇帝已不需要传国玉玺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种心态方面的变化，也使得帝王们具有更好的防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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