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也是迟至1962年5月才全部出版,而后面各史的情况还要更困难复杂一些。古籍规划小组要求新整理的“二十四史”要成为代表国家水平的超越前人的最好的本子。守俨先生认为:“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办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经过深入调查和全面研究,决定对后面各史提高要求,除选好底本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书内部各部分间的互校)和“他校”(与密切相关的史籍、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充分汲取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同时具体拟订了一个广泛适用的详细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鉴于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常被其他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间没有保证,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都会发生问题,守俨先生郑重建议将参与点校的专家学者借调到中华书局集中工作。此事经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与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报告到中宣部,得到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的周扬大力支持。1963年秋冬,唐长孺、王仲荦、卢振华、郑天挺等一批全国一流的专家先后到京,齐集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专心校史。在京的各位专家也经常到书局来碰头会商。守俨先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从组织人选、联系借调,专家饮食起居的安排,图书资料的供给和借阅,到起草制订校勘标点凡例,研究版本,审阅样稿,商榷疑难,直到版面格式的设计安排,他都亲自参与,苦思焦虑,辛勤谋划。那是他工作负担最重的日子,也是他最兴奋最开心的日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才不得不中途停止下来。1969年秋天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他在风雨泥泞的道路上五步一滑十步一跌地奋力耕耘了一段时间。
1971年春天,他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着手筹备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有了出版会议的文件,有了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总理的部署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点校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除了《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注: 《新唐书》-《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旧唐书[注: 《旧唐书》-《旧唐书》,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卷。内帝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撰。]》、《宋史》移转上海负责外,其余各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