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СССР），简称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6日解体。曾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22,402,200 平方公里)，]”；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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