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执行杖刑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沈荩的苦头就大了。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荩，导致沈荩“血肉飞裂”，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

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戊戌变法[注: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中支持光绪的为“帝党”，支持慈禧的为“后党”）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第二年，他转到沈荩曾经呆过的监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王照还回忆，杖毙沈荩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

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莫理循很生气

当沈荩被杖毙的消息传出后，有一个英国人愤怒异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颇为激愤，他说，“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注: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荩)被乱棍打死，引起满洲人的很大惊恐。”

他认为，沈荩被杀所带来的反对浪潮，连晚清政府都没有料到。以至后来的《苏报》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敛起来，也不得不开始炮制一个像样的新闻法。

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那时，《泰晤士报》的声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叹，“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

当《泰晤士》开始发展国外报道的时候，它派驻国外的记者，往往有“第二大[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现成都北路７弄３０号）举行。]使”的称号。莫理循正是这样一位“第二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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