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上路

沈荩案、《苏报》案，还有《大江报》案等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例，让清政府开始反省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5大臣先后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他们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

在国外考察中，载泽等大臣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注: 或称“虚君共和”，是一种国家的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国家的言论自由，并表示了赞誉。不过，他们主张在中国推出新闻法的理由是：“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也就是说，由于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控制，尤其是租界媒体，更是让清政府鞭长莫及，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的空间，同时，也更好地进行控制。

有官员在提议设立新闻法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理由：“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

1906年开始，《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等新闻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一个国家要么没有新闻法，要有的话，就必须规定媒体的创办条件、审批过程和监督方式等内容。当然，不少政府为了回避这些问题，就干脆不立新闻法。

在提出新闻法的时候，清政府采取的保守的立场：创办刊物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备案制，甚至还要交保证金；同时，不采取事后追惩，而采取事先检查；也有诋毁宫廷、妄议朝政等罪名，报纸很容易就触犯这些罪名……

这样的新闻法遭到批判，当然不难理解。但不管如何，新闻立法的道路已经开始。

在有关新闻的法律出台之前，清朝政府对公民的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权利是完全否定的。在实际的判决中，往往采用《大清律例》中的刑律，冠以“盗贼”“造妖书妖言”等罪名，对民间出版物及办报人进行迫害。这些罪名非常严重，“其恶已极，其罪至大”，属于“十恶”之一，按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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