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官僚花天酒地、百姓食不果腹的人间苦难，是对封建时代制度吃人的强烈控诉。杜甫个人的不幸遭遇，并未使其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对于当时发生的安史之乱极其关注，很多的诗作都是围绕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无穷灾难，以及百姓忍辱负重参军作战的爱国行为而写，其中最著名便是“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石壕“一男附书至，两男新战死”，潼关“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安道”，无不是战争对民生的极度摧残；“暮婚晨告别”，“席不暖君床”，以至于“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新婚别，“生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甚而于“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的无家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并且还“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垂老别，“满目悲生事”，数不完的生死别离，感不尽的民生沧桑。

如果战争尚属人祸的话，干旱当属天灾。面对大旱之灾，杜甫《夏日叹》“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夏夜叹》“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盛世繁华难掩天灾之年百姓的艰难生计，字里行间彰显悲天悯人的民生情怀。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一生穷困，仕途失意，英雄无用武之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改变不了大唐社会的政治生态，唯有借对诸葛亮[注: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大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雄才大略的智慧和鞠躬尽瘁的精神之敬仰，表达自己拳拳爱国之心切切报国之意。“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孤独无助的心灵，漂泊凄凉的境况，又何尝不是传神的表达？《江南逢李龟年》的落花时节过后，上悯国难、下痛民穷的杜甫终于在湘江一条漂泊的小船上离开人世。

“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别林斯基语）杜甫正是如此，他的诗作不仅充满了自己一生失意的凄凉，而且记录了社稷百姓民生的艰难，其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心系百姓的高风亮节，正是不死的诗魂，在每个时代都能被感应到穿越历史的精神脉动。（冯相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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